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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在武汉东湖新城社区饱含深情的话语振奋人心。翻开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壮丽史册，上个世纪20年代，武汉一度成为革命的中心。英雄的武汉人民，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高举红旗、探索新路，开启了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反帝外交大胜利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武汉三镇各界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武汉人民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关注与紧张。1月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英租界外江汉关码头前面的空场内讲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前来听讲的群众越聚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调动长江中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登岸，扑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挥舞枪托乱砸，拔出刺刀乱捅，刺死1人，打伤30余人，酿成了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于第二天在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严正声明：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随后，向国民政府递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汉口英租界。
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中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了。1月5日下午，武汉30万群众不顾寒冷恶劣的天气，顶风冒雨从四面八方赶到汉口参加“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庞大的反英示威队伍涌上中山大道，浩浩荡荡直接冲进了英租界。愤怒的人群冲上屋顶，扯下了英国米字旗，英国巡捕房的标志也被取下。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当局不得不在2月19日与中国签订《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将租界内的行政事交由中方市政机关。3月5日，国民政府汉口第二特别区市政局成立，正式接管英租界的行政事务。至此，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利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失去的权益，是近代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充分彰显了武汉人民的英雄气概。
农民革命大本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1926年10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上旬，他由广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在《目前农运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战略部署。12月，毛泽东从南昌到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武昌农讲所事宜。
面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国民党右派以及地主豪绅，无不曰之“糟得很”。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已经“越轨”，是“痞子运动”。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为澄清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2月21日，毛泽东回到武汉。他在居住的武昌都府堤41号满怀激情撰写了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农民运动，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得很”。毛泽东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在4月出版的单行本中，瞿秋白亲自为该书作序，热情洋溢地建议“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毛泽东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称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从湖南回武汉的毛泽东深感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并积极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建议。3月7日，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学员包括来自17个省的739人。开学宣言中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农讲所一共开设29门课程，毛泽东亲自为学员授课，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如董必武、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在农讲所任教。毛泽东尤其注意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经常在大操场检查学员军事训练情况。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训练和战斗实践，大批学员被锻炼成农民运动工作的骨干和军事人才。许多武汉农讲所毕业的学员积极投身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时间，群雄四起，星火燎原。
紧急会议拨航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神州大地风云突变。囯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武汉三镇弥漫着腥风血雨，反动军警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极其险恶环境下，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
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出席会议的只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八七会议由李维汉主持，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时间很短，只开了一天。
在会议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提出了加强党对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领导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囯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决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彻底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中国革命翻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