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苟坝会议是检验真理在谁手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一)
1935年3月10日,苟坝。这个位于贵州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传统村落,静静地躺在丛山峻岭之中。
自长征以来,刚刚取得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等几个难得胜利的中央红军,正士气大振,豪情满怀。当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朱德发来“万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并拟制了一份具体的作战方案。
红一军团的电报缘何以“万急”等级发出,是因战机稍纵即逝。随即,张闻天召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20多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这是遵义会议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的另一个极端,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包括火烧眉毛的打仗之事,也都要以这种方式表决。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20多人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对打与不打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希望多打几个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的根据地。而毛泽东不这么想,认为眼下红军虽然稍稍恢复了点元气,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疲惫。况且,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真正打起来后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很容易形成两军对垒,红军则很快会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僵持不下。会议主持者见双方争执不下,便决定民主表决。结果,支持毛泽东意见的只有毛泽东本人一票。于是,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急了,试图作最后努力阻止命令的发出。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上,有人毫不客气地将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开到最后,非但没有听进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举手表决免去了毛泽东只当了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和与毛泽东意见不一的人当时是“道”同而“术”不同而已,“同”的都是出于多打胜仗的良好愿望,都是从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站位上出发的,“不同”的只是各自对事物认识的程度不同而选择的路径不一而已。在那个残酷斗争、风起云涌的环境里,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之争,也没有“谁说了算”的想法。
(二)
会议开到了这个份上,毛泽东可以说是该尽的力都尽了,更何况官也丢了,可以无官一身轻了。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等待着与他分享天伦之乐。
是啊,如果从个人的私心或恩怨出发,毛泽东这样想、这样做也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也就不是伟人毛泽东了。
散会以后,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决不能让红军再受挫折;想到的是这仗一旦开打,稍微恢复了一些元气的红军必将遭受新的重创;还有,自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已有5万多红军将士为“逃跑主义”埋了单。这5万多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赢得未来胜利的本钱啊。
毛泽东越想越多,夜不成寐。于是,他索性披上衣服,提着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去找周恩来商量,为制止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做法再作一次努力。
在那条只有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心急如焚、忧思忡忡,走得何其艰难。我们现在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毛泽东当时的思绪,但他一定会想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他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尝够了不让他指挥军队、不让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的味道。好不容易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又予取消了。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三)
当夜,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的理由,也验证了他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
次日,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与会者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很快转变立场。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被彻底否定。接着,会议又决定恢复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形势翻了盘,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第二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进入新三人团的毛泽东,就此真正执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后,与会者开始反思,并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苟坝会议不仅是毛泽东职务变化的一次飞跃,更是全党全军对毛泽东“认知认可”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