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滕代远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滕代远（左四）和苏联运输工程部部长在武汉

　　滕代远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1951年12月20日，他那里需要警卫人员，我就被调过去做他的随身警卫。在此之前，我任职于公安部八局，从未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原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于1948年8月调到中央军委铁道部任部长。
　　我原先听说他脾气不太好。因此，当公安部领导带我去见他时，我心中特别害怕，总担心哪一句话说不好，惹他不高兴。然而，在第一次交谈中，他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对人和气，有什么事情会和你商量。此外，他还将工作任务讲得非常清楚。这时我才发现，原先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从此，我就严格照着他的指示办。
　　用车标准和规矩很严
　　在刚进城时，他坐的是辆老得不成样子的汽车，而且还经常坏，几乎影响到正常工作。司机多次提出换个好一点儿的，他总是不同意。
　　有一次，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出面，在天津买了两辆苏联“吉斯”牌汽车。向滕部长汇报后，他当时就决定一辆都不要，并说这种车只有副总理级才能坐，我们买了也不能用，让赶紧退货。因为退货晚了一步，有一辆车非买不可，就把车取回来停在铁道部车库里。放在那里一年多，电瓶都放没电了，其他地方也有损坏。后来新提拔了几位副部长，部里没有那么多专车，非用这辆“吉斯”不可了。我们就又和他商量，他还是坚决不坐，说：“请吕正操同志坐！”吕正操同志（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也不坐。最后，我们只得再去劝说滕部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同意乘坐。
　　1953年，他为制订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苏联运输部部长卡冈诺维奇送给他一辆“吉姆”车。回国后，他立即给周总理写报告，称自己坐“吉斯”车不合适，请求上交给政务院，苏联同志送的“吉姆”可以由他乘坐。在报告中，他还反映了部里新提的几位副部长的用车困难。周总理同意了他的意见，“吉姆”车留给他用，“吉斯”车移交给政务院；同时，还批了一辆新“吉姆”车给铁道部。
　　除了坚决执行用车标准外，他对专车的使用也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家属不得用车；客人来看望他，坐谁的车来就坐谁的车回去；不坐车来的，回去也不派车送。他的车不准用来送客人，我跟随他工作20年，只有一次例外：一位老同志来看望他，走时已经太晚了，家离得远又没有公共汽车，滕部长这才让我用专车将老同志送回去。
　　政务院有文件规定，首长私人用车要自己出车费，每公里一角钱。他看到这个文件后表示坚决执行，要求司机认真统计乘车公里数，并要求司机到有关部门结账前，先向他汇报跑了多少公里。
　　他将严格的用车风格带到了视察工作及休养的每个地方，也影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地，他都尽量避免给当地添麻烦，还特别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用车，一旦发现问题就会严厉批评。他的严格自律给所到之处的行政管理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外，他在节约方面也很注意身体力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甚至出差住招待所、住宾馆，都坚持人走灯灭，能用小灯泡绝不用大灯泡，不需要的灯不开。他常说：不是我拿不起这点电费，而是为国家节约用电，将电用到工业生产上，就是为国家多生产了产品，这里就有个人的一份功劳。
　　关心职工群众生活
　　有次滕部长视察沈阳铁路局期间，走访了一个行车公寓，他一进门就发现室内很暗，灯泡亮度不够。他问公寓管理员：“你们的被子多长时间洗一次？”管理员回答：“一个月洗一次。”他又问：“被子里有没有虱子？”管理员说：“可能有。”他当即就翻被子，被子特别黑。打开被子后，马上发现一只很大的虱子，他非常生气，当时对身边的分局局长、公寓管理员说：“限你们一个星期内将墙刷白，灯泡换成大的，要使乘务人员能够读书看报。乘务人员每次用过的被子褥子都要马上换洗，务必让他们休息好、开好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下个星期我再来检查，工作做不好你们就不要再来见我。”
　　一个星期后，他又去检查了这个行车公寓。这次室内的墙壁已经刷洗一新，灯泡也都换成了瓦数大的，室内很明亮，被褥也很干净。他看后很满意，就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看轻了自己的工作，确保乘务人员能够休息好，就能不出事故。乘务人员直接为人民服务，你们就是间接在为人民服务。只有各自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为铁路运输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又说：“我上次来对你们的批评严了些，态度也不好，还请你们原谅！”管理员说：“您批评得很对，您这是帮助我们工作。”分局局长也说：“我个人也有错误，过去对这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以后要改正。”
　　严格的家风
　　他的第三子滕久明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在部队机关担任参谋，之后被分配到某部队当连长。他听说后有点不高兴，说：“你有什么资格当连长？大学毕业就当官儿，这不合适，没有实际当兵的经验，不能体会战士的心理，不能了解战士们实际的思想状况，又怎么能领导好一个连队——100多个人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等问题。我建议，你回去向你们领导汇报，就说是你爸爸的意见，要求先到基层去当几年兵，领导考虑你能行再提你去当连长。”久明回部队后，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部队领导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将久明放到辽宁锦县的一个基层部队，一年多后才提升为连长。他后来对久明说：“你这才取得了当连长的资格嘛。”
　　他的第四子滕久耕（即滕飞）参军后，在连队当炊事员，一干就是两年多，每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不论分配什么工作，他总是勤勤恳恳做好，由于工作突出，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青年报》还曾刊登过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先进事迹。1970年8月10日，在执行公务中，滕飞乘坐的卡车撞在山上，他不幸从山坡摔下来，受了重伤。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老正在广东从化养病，林一同志（滕代远同志的夫人）身体又不太好。滕飞所在部队打电话通知家属，说可以让家属来探望。我心里很着急，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去说这件事。但当我最终告诉他们后，滕老嘱咐我代表他们去部队看望，并对我谈了他的两点意见：一是滕飞要是去世了，你不要提出任何要求，丧葬一切由部队安排；二是如果有可能，请部队想尽一切方法进行挽救，他还年轻，现在只有23岁，还能为党为国家多工作几十年。家属的意见就这些，没有别的要求。我听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话都说不出来。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在自己亲生骨肉的生死之际，他心中想的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每每想到这里，我就对滕老肃然起敬。
　　（摘自2016年第10期《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