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殚精竭虑治水患

　中国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较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水患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特别关注对水患的治理，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淮河发生水灾。特别是淮河水灾，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央把治理水患当作头等重大事来办。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
　　在研究、落实的过程中，周恩来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不讲价钱的落实。
　　周恩来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并于当天发布。在这个决定中，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决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实的问题。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治淮工程开始后，周恩来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说，做到了殚精竭虑。他在一次和水利专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话：“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来正是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的高标准来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线，对每个细节都认真了解，听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他还要求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加以整编，给制定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此后几十年，淮河流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水患。
　　“好，我来管”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江水补黄河水的设想。这个设想经过科学规划形成了治理长江、南水北调工程的蓝图。这是当年党中央抓的最大的水利工程，牵动国家许多部门和几个大省。1958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些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四个手指头比划说：“一年抓四次。”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
　　毛泽东要周恩来一年抓四次，实际上，周恩来抓得比四次多得多。就在毛泽东交给他这项任务的当月（即2月）底，周恩来出访朝鲜刚刚回国，来不及休息，就赶到湖北视察长江三峡。1958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决定将一份《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周恩来为了使这个报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在船上，周恩来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成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献。
　　中央成都会议同时决定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决定，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胜利建成了，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
　　周恩来治水患，深有战略眼光，他把治水患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着力于制定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1949年11月，周恩来亲自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水利建设的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水利建设的任务是：依据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物力及技术等条件，分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工程。
　　为了贯彻水利建设方针，完成水利建设任务，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政府，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设经费。
　　周恩来经常深入到水利工程第一线调查研究，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水患的办法。他曾经亲自到治淮第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淮方案；他冒着风雪严寒视察荆江大堤；他三到三门峡，在水库工地上度过八个日夜；他亲自勘选三峡坝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解决问题。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即使是在外地视察或者开其他重要会议，只要听说有水利工程，他就要到现场看看。
　　原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黄河铁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周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飞行途中，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一下飞机，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实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总理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情绪十分激动。总理说：‘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开会期间，下了一阵雨，有人要给总理打伞，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听了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热情很高，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过十四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8月5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工人、战士、社员会面”，“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的消息，总理不顾劳累，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
　　周恩来在任期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在他的领导下，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他亲自主持审定。
　　（摘自2017年第6期《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