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这个能力不能缺

新的生产模式更加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建立在跨学科、多样化的基础上。因为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单一方式就能完成的，需要多元整合与跨学科的研究。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全球化进程在近年来有些停滞，但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与经济上的一体化不同，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样化，全球化将多元文化汇聚在一起，文化多样化的问题因而凸显出来。培养能够适应文化多样化要求、自如地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迫切任务。加强跨文化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青年的跨文化能力和全球胜任力，是我国高校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包括新文科、新工科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跨文化能力是现代青年的基本能力，是进行文明对话的基础

跨文化能力有着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多语言能力，也包括文化理解能力、文化整合能力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与合作的态度。跨文化能力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的基本能力，是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2016年，“国际理解”被列为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责任担当”的内容之一。因为有了理解才有感同身受，才有彼此欣赏和相互尊重，才能推己及人，自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部落主义，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未来能够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人，必定不是狭隘封闭、傲慢自大的人，而是有着高度“国际理解”能力的人。通过跨文化培养，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本国与他国、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增强国际理解和跨文化能力，才能自如行走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

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消费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大到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合作，小到企业间的商贸洽谈，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熟知彼此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制度都是开展合作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想要促进更深更广合作，那就更需要了解彼此的思维模式、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这些更深层面的文化，从而把握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些显然都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来完成。

中国社会对跨文化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对跨文化人才培养有着独到的见解。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既是跨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跨文化的实现方法和价值追求，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而不同”，是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能够包容差异、心平气和地共存而非对立。在文化交流加深同时冲突不断的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应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深得中华文明精髓的“现代君子”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摆渡者”。

跨文化人才培养有助于涵养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交流是一个对等的概念，有你有我才有交流；没有自我，就没有真正的交流。文明交流也是如此，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在文明的交流上，没有大小强弱之分。跨文化能力意味着对文明交流的方式也有着良好的把握：既有能力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观察他文化，又有能力以其他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己的文化，在这种观察与反观中达成对不同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而培养出真正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关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一段落后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自信心；通过跨文化学习和比较，有助于我们的青年把这一段历史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放到更广阔的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大格局中去解读。在观察与反观中，当代青年对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化之根和今天的成就会有更深刻的敬意。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跨文化人才培养有助于涵养青年的文化自信，增强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十四五”规划强调，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把握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不仅包含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还包括我国当下的新发展、新成就。立足中国国情、了解中国故事，有助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知中国、爱中国，成为中国故事的乐于讲述者和善于讲述者。当前，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外总是有一些持中国“威胁”论者对我们横加指责。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准确讲述中国，还需要我们培养的一代新人不仅内知国情，而且外知世界，能够洞察对方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用对方的话语体系或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之对话，增强对话效果。

跨文化人才培养能够开阔人的视野，推动知识创新

通过跨文化培养出来的开放包容品质，将极大地开阔青年的视野，活跃青年的头脑，增加青年接受不同事务的弹性和能力，帮助青年成为有跨界思维的人。这对推动知识创新有着极大的助益。因为广义的跨文化概念，不仅包括跨国别、跨民族文化，也包括跨学科、跨专业文化，以及其他的跨文化形态。

当今知识创新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学者吉本斯等在社会观察中发现，当今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转型，从传统的“模式1”——单一学科或多学科的、同质性的、强调共识的、主要在认知语境中产生的、以大学为主要场所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向了跨学科的、异质性的、更多反思性、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以及成员、场所和协作方式多样化的“模式2”。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新的生产模式更加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建立在跨学科、多样化的基础上。因为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单一方式就能完成的，需要多元整合与跨学科的研究。

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发展瓶颈，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原始创新不足。解决这一瓶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此，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做好跨文化人才培养，为创新发展做好人才准备。

（作者：胡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陈嘉雨，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