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

“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这是个重大问题，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对人民的关怀如和煦阳光。

总书记在文章中提出，完善城市化战略。2021年将至，我国即将结束“十三五”时期的砥砺奋进，迈入“十四五”时期的崭新征程。站在历史的又一个“交叉路口”，“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仍有哪些难题尚未解开？“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又有哪些“焦点”值得继续关注？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建设的城市一定是人的城市，一定是人民拥有权利的城市。”谈及下一个五年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表示。

赋予农民城市权利，避免城市化走向“拉美化”

刘守英曾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城市考察调研，比较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的异同；对这些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他印象深刻。在距离我国不远的东南亚国家——泰国，首都曼谷也有数百万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许多城市贫民甚至以漂泊在河流上的船只为家。

“我国的城市化一定要防止‘拉美化’，这是目前对政府决策影响非常大的一种思维。所谓‘拉美化’，就是大量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集中，导致贫民窟出现，从而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据我所知，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占据着我国决策层的主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关部门曾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刘守英说。

拉丁美洲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问题，是快速城市化产生的阶段性问题，并非所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出现。“拉丁美洲城市中的贫民窟有历史成因。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化初期，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加速城市化阶段，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相对平稳阶段。贫民窟并非贯穿于拉丁美洲城市化的始终，而是主要出现在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以后，城市中贫困人口的占比和增长率都开始下降。因此，不必过于担忧我国的城市化会走向‘拉美化’。”刘守英表示。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贫民窟又有公共政策的成因。“一方面，工业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巴西70%以上的制造业集中在圣保罗、墨西哥56%的制造业集中在墨西哥城；另一方面，土地制度不够完善，忽视了社会住宅的建设，从而导致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后产生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刘守英认为，这是未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需要“警惕”的。

在刘守英看来，拉丁美洲各国为解决贫民窟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城市权利的改进。“所谓城市权利，即关于城市市民的权利，包括人们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使用和筑造城市的权利、改变和更新城市生活的权利等。城市权利不是由某个机构赋予的权利，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完善土地产权、为贫民窟提供市政基础设施、吸纳大量非正规就业为正式就业等，都是拉丁美洲各国为解决贫民窟问题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一个国家中大量的城市土地长期处于一种不合法的状态，对于城市的治理是非常不利的；拉丁美洲各国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赋予了贫民窟土地产权的合法性，这对于我国目前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的改造、小产权房的治理等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刘守英说。

“当前，我国也存在对农民的城市权利分解，农民获得城市基本社会保障的权利、融入城市社会的权利等都无法‘兑现’，城市的部分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仍然将农民及其子女排斥在外。”刘守英认为，权利的缺失也是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关于我国的中长期城市化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此，刘守英建议，“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当借鉴拉丁美洲的经验、吸取教训，以城市权利的完善为重点来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所谓高质量的城市化，核心就是尊重权利，‘兑现’在城市中的人的权利。”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体面”的乡村

“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指出。

县城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选择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现在县城的商品房50%以上是农民购买的。”刘守英说。

根据刘守英的观察，一场“代际革命”正发生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进入城市的‘农一代’基本上已经从城市退出，回归了农村；而‘农二代’是不可逆的一代，他们有更强的留在城市和不回归村庄的倾向。”

刘守英对当前我国农村青壮年群体城市化的特征作出分析：“其一，相比进城的‘农一代’，‘农二代’群体是储备了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后，带着‘落’到城市的目的进城的。其二，迁移范围增大，跨省迁移的‘农二代’增多。其三，迁移主体呈现出家庭化特征：不同于‘农一代’的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城，‘农二代’一般都是举家迁移到城市。其四，就业呈现出‘去农化’特征：进城的‘农二代’不仅不再从事农业，也不再从事建筑业等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五，资本留城的倾向非常显著：‘农一代’在城市工作积累的资本基本上都回流到了村庄，而‘农二代’在城市工作积累的资本则几乎都留在城市。其六，生活方式更加‘城市化’：进城的‘农二代’非常讲究居住条件的‘体面’，包括居住环境中是否有自来水、卫生间、洗澡设施等。其七，在城市购房的倾向非常明显：进城的‘农一代’赚钱以后，往往会回到家乡建房，‘农二代’则几乎不再回村建房，而是选择在包括县城的城市中购房。其八，与乡村之间的连接变得疏离：许多进城的‘农二代’一年只返回家乡一次，回乡后也不再居住在村庄中，而是居住在县城的宾馆里，只开车回村庄‘转一圈’就离开，部分‘农二代’甚至不再回村。”

“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刘守英表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城市化进程过半以后便会开始郊区化。城乡融合，即要素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是郊区化的核心内涵，而目前我国要素流通的渠道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堵塞”。“乡村对城市要开放，城市对乡村移民的权利要‘兑现’。正确地理解城乡融合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和全球共性特征，或许是‘十四五’时期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精力去做的事。”

城乡融合发展，绕不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城市化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另外一面。许多人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把所有的村庄都建设得‘生龙活虎’，这是一种偏颇的理解。我认为，乡村建设的本质有两点：其一，乡村要‘体面’，不是要把乡村规划建设得像城市一样，而是要让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容村貌、留守老人的生活等‘体面’起来；其二，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要素匹配，当前我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要素不匹配，下一步，我们要通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重组来带动整个乡村的产业革命。”刘守英说。

（《人民周刊》202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