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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按照只减不增原则，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其中，制造业、农业准入再次放宽。在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
“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宽对外资稳存量具有现实意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告诉国际商报记者，一方面，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更容易进入业务相关的新开放领域后，更能优化部署其组织结构和产业链，从而使得它们更愿意长期留在中国拓展业务；另一方面，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协议控制问题的企业在负面清单不断压缩的情况下，此前需通过变通方式进入的领域可以合法进入，这使得它们能够放下历史包袱，安心经营，进一步扩大投资。
的确，2018年新能源汽车与专用车股比限制的取消，直接迎来了特斯拉在上海的落户，一期工程在2019年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创造了行业纪录；扩大投资规模的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加速建设。不难看出，今年对商用车股比限制的取消和最晚2022年对乘用车股比限制的取消将带来各大汽车业巨头对中国的进一步投资。
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推动中国产业的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且正在向农业强国奋进，发展过程中一些农业重点技术环节仍较薄弱，其中就包括选种和育种。此次负面清单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意味着相关领域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这将提升中国农业种植技术，促进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在崔凡看来，中国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基础优势来源正从劳动力价格转变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是中国近年来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这也决定了中国外资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虽然一些劳动力成本集约型外资的流入可能放缓，但更多的市场寻求型、高端制造型外资正在不断进入，外资结构正在不断调整转变。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我们之所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利用外资工作有信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有一个统一、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还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崔凡表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进一步向中高端攀升，在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巩固，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真正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投资者必然不会放弃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惠州埃克森美孚项目、湛江巴斯夫项目、西安三星项目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项目的陆续落地就是最好的例证。
崔凡直言，在未来几年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还会进一步压缩。当负面清单的条目越来越少，剩下每一个条目的取消或者放松都会对监管部门形成很大的挑战。“开放的压力不仅会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推动监管部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各方面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政府服务能力，做到放得开、管得好、服务得到位，从而使我国的营商环境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持续优化，不断增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