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堪称“全国红色之源”

上海以独特的历史条件，成为中国革命的发源地，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创造了伟大的红色文化。作为党的诞生地，作为“党的事业发源地和红色风暴起点”，上海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思想活跃、力量集中、活动频繁、资源充足、影响广泛的革命圣地。

发源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如同燎原之火，辐射至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等不同地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凝聚了红色因子、传播了红色文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极大地刺激了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爱国志士，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开始接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四处奔走。

1919年5月4日，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不久，运动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也从以学生为主转为以工人阶级为主。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斗争。”上海成为各种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中心和焦点。以此肇启，红色文化的构成因子开始在上海集聚。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携《新青年》返沪，并将编辑部设在老渔阳里2号。自此，渔阳里开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高地。

同年4月26日，陈独秀致函李大钊、钱玄同等人，研究《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和编辑等问题，吸收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为编辑。《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大量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1920年3月至4月间，陈望道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废寝忘食，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陈独秀、李汉俊帮助进行校译，并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1920年8月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1920年4月至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讨论社会主义学说和相关建党问题。据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

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如下：第一，创办一所平民女校。第二，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第三，办了一所青年学校，也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在宣传工作上，借助元旦贺卡等途径宣传共产主义口号。

1920年8月，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并决定《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机关刊物。8月15日，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劳动界》周刊。它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实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

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过程中，共产党发起组起到了领导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之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和马林、尼尔克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聚集上海，在望志路10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密探突然闯入，与会代表被迫中断会议，转至浙江嘉兴南湖开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共一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讨论了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并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由此开始，发源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如同燎原之火，辐射至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等不同地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凝聚了红色因子、传播了红色文化。

上海的红色革命遗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量厚重，保护级别也较高。一大、二大和四大等重要会议，锻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诸多红色革命遗址、纪念地。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上海革命历史遗迹已增至1000处。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遗址遗迹最为丰富，大多分布在上海市区。

上海的红色革命遗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量厚重，保护级别也较高。中共一大会址是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始建于1920年秋。1952年9月，会址经修复后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1961年3月4日，这一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上海还有位于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的中共四大会址。

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包括很多革命性质的团体、组织等因革命需要在此设立的机关组织。原霞飞路渔阳里是一栋两层的石库门建筑，该弄于1915年8月下旬开始建造，1919年建造完成。1920年，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并在此开设华俄通讯社。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等在此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第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中央机关在此设立。

红色文化资源还包含非物质文化资源，如革命精神、政治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理论纲领和政策体系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二大和四大等重要会议，并在此商议通过了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锻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

先来看二大，这次会议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辅德里625号召开。来自中央局和地方组织共12人与会，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会议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第一部党章，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上海成为党章的诞生地，再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再来看四大，这次会议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会议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

除了以上列举的红色资源之外，上海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红色资源。比如，为纪念英烈而修建的纪念碑、革命活动发生场地以及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企业、单位旧址等。这些红色遗址都有待后人去挖掘和考证，进一步发挥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育人功能。

上海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和人文气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红色文化文脉得以保护和传承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拥有最为初始的红色文化基因。其中的特色和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曾拥有的。

上海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从早期的孙中山到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在上海有过大量活动。

上海是革命志士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发源地。1920年，李启汉在上海西部的小沙渡工厂建立第一所工人学校，因为那里的工人较为集中。《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提到，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

无数个“第一”，足以使上海堪称全国红色之源，“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和人文气质”。

上海红色文化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延续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深刻影响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乃至全国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红色文化文脉得以保护和传承，激励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新媒体的运用，上海红色文化载体已不仅仅拘泥于革命旧址、纪念馆等，而是通过图像、视频等方式，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予以多方位展现。

有学者将上海红色资源的形成因素归之为：

一是信息系统发达。先进文化的输入和发达的传播信息系统，使上海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二是社会基础好。清末以后，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城市。从1922年到1931年，上海的高校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且还有大批留学生来沪。

同时，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在此聚集。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等的发展，为红色文化的孕育、形成准备了有利的群众基础。

三是交通系统便利。20世纪初，上海形成了四大航运体系：内陆河，长江，沿海和海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即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都集中在上海。

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兼容，是上海的一大特色。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相结合的海派文化，中西方文化相融合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上海红色文化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上海城市文化更加多元，彰显出独特的古典与现代气质，有助于上海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圈。

从历史逻辑来看，上海红色文化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谋求民族复兴、谋求人民幸福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上海红色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

（原载于2019年12月24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