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留下一座座历史丰碑

不同的战线，共同的信仰。隐蔽战线的革命前辈生前大都默默无闻，却为共和国留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历时三代人找到革命真理

被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年轻时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逐渐感受到一股进步的力量。即便那时他连长征都不一定知道，却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地要去找共产党。这就是追求进步、追求信仰。

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被称为革命“红色血脉”建立者的吴德峰，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期，也谆谆教诲子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我们党第一部电台发报员、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张沈川，始终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为国为民求解放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默默奉献以及不图名利、无怨无悔，始终装在他的脑子里。

张沈川曾三次遭到国民党通缉、三次生重病，还坐了六年半的国民党大牢。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严重伤寒加肺结核，特科领导看后都要求为他准备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术，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压缩，不能呼吸，实际已成了个残疾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没有摧毁他为国为民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被傅作义称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地下党员闫又文，直到去世前也没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他从干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带着牺牲精神，从来不求名求利。

在最危险时期帮助了党

在反共高潮时期，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些党组织紧急撤离。因形势危急，走的时候都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络方式。这个“断线”的过程，是非常考验人的。因为得不到组织的指示，有的人选择了撤离。但更多的人依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发挥作用、进行活动、开展工作。这个坚持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影响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国后即参加五四运动。因其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内心又同情革命，逐渐为特科工作。

1928年，经陈立夫、张道藩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鲍君甫正式化名杨登瀛，开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滩。

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杨登瀛不仅为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书记叛变等情报。这是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成功范例。

1931年4月，杨登瀛被捕入狱，遭到国民党的恩威兼施，却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69年，杨登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在关键时刻没有叛党，源自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的一生，只有对革命的付出，却别无他求。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吴德峰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僚大地主家庭。了解他的人说，别人是因为穷干革命，吴德峰却是带着万贯家财来干革命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出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江西省委出现叛徒，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几经周折后，吴德峰在上海见到聂荣臻，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联系。

吴德峰常讲，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他在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时，就将两把长征时用过的手枪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里，一旦遇紧急情况就可取枪自卫。他还与夫人相约，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甘当无名英雄，是长期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地下党员沈安娜一生的追求。当时，沈安娜夫妇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价飞涨，只能勉强糊口。当国民党元老推荐她做立法院委员时，虽然这意味着将有很高的收入，但为了能够继续在速记员的位置上为党收集情报，沈安娜毅然婉拒了这一“美差”。

1931年4月24日，党中央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获知讯息后，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通知了李克农。李克农深知情况危急，立即出门向党中央报警、通知战友转移，以致顾不上跟家人打招呼。

4月27日一早，李克农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外出买菜。一个好心的邻居跑来说，国民党军警把你家包围了，快跑吧。李夫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向谁求助，只得带着孩子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场的石桌上。直到一周后，孩子在街上认出了曾经和爸爸李克农一起工作过的人，这才摆脱了困境。

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中共中央交通局建设和运作的地下交通网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1927年至1936年），不仅完成了繁重的传递运输任务，而且不曾遭到敌方大的破坏，也没有遭受大的人员损失。这与严格的纪律与自律是分不开的。

交通工作创建伊始，吴德峰就领导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一、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的，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的；三、不该问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传播的不传播；四、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许照相；五、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吴德峰还进一步明确，对秘密工作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

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交通局工作人员，而且对自己和家人也严格自律。当时，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常常在他家里开会。他总是安排好后就回避，避免发生横向交错关系。他的夫人站岗放哨时，也是不看、不听、不问。

吴德峰夫妇与周恩来联系密切，却从无工作之外的接触。据介绍，吴德峰夫人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从未见过邓颖超，还是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时才认识的。

按理说，传奇人物应该有许多故事、许多秘密，但李克农从来不对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李克农的孩子们也懂得规矩，不该问的从来不打听。如今，李克农已经走了，他究竟带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成了永远的秘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大憾事，但这正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

1942年1月，周恩来规定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几大条件。

例如，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

又如，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再如，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些规定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也是对我们党隐蔽战线历史功勋的一个很好注解。

（作者单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