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

■ 本期主讲嘉宾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陈晋

嘉宾 档案

陈晋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等，多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和当代理论研究，以及电视文献片撰稿。

主要著述有：《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毛泽东阅读史》等十余部。担纲《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大国崛起》《筑梦路上》等多部大型电视文献片的总撰稿。著述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

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东西，对他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于是，毛泽东一生在书山路上摘取和创造的风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颇堪玩味。

毛泽东

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历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

毛泽东

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革”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

怎样读书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

毛泽东

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毛泽东的阅读

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

（一）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的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毛泽东的阅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三）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目标和做法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所谓学用之道，精华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