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用初心守护的 《共产党宣言》

     　1920年早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屋中，陈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简易的书桌。两部词典占据了书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几个月，他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蹙眉深思，时而字斟句酌。累了，他就在铺板上短暂休息一小会儿；饿了，他就匆匆垫几口母亲送来的简餐。虽是早春，江南仍时有料峭春寒。这天，母亲送来粽子，还特地加了一碟红糖。红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别嘱咐陈望道，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应着，一边把粽子蘸着墨水，当作红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红糖的味道当然不一样，然而，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陈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两者的差异。直到母亲察觉，陈望道才解释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这似乎是一个精彩绝妙的隐喻。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又与中国先进分子有多么天然的亲近感。《共产党宣言》所言说的，正是在中国先进分子内心中回荡了良久的理想。在她的照耀和启发下，这批先进分子内心中的理想，变得清晰、明亮和坚定起来。中国共产党就要诞生，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也慢慢形成和塑造起来了。
　　4月底，陈望道刻苦译好的《共产党宣言》被带到了上海。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翌年8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携带陈望道吃墨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跨越长江，把《共产党宣言》传到了中国北方。回到济南，他们把书交给济南党组织专司党报发行和保管的张葆臣。张葆臣发现，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刘雨辉热爱学习，就把这本书传给了刘雨辉。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这本书带回故乡滨州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并亲手交给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刘雨辉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说，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即马克思），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该学一学，会让我们知道今后该走的路。
　　鲁北平原上的刘集支部，是山东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25年，广饶最早的共产党员刘子久将刘良才发展入党，刘良才在刘集村秘密成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精通语言学的陈望道，在翻译时努力做到通俗简练，他通篇用白话文翻译，还注重用汉语的俗语来实现通俗的修辞效果，翻译出了像“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一类精彩的句子，“义侠”“血性”“儿女”“深情”等词汇通俗而接地气，但是，对于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刘良才而言，“大胡子”笔下的道理还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过，想到这是一本从党的一大带回来的书，想到这是一本省城党员叮嘱能够知道今后该走的路的书，刘良才还是坚持啃下来了。此后的三个冬春，他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复复地读，努力把书中艰深的道理转化为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国农民听。
　　书一页页地翻过了，字一个个地认全了，理一句句地悟透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刘集村的党员渐渐懂得了“大胡子”的话，他们从中学到了反抗，学到了斗争，学到了解放。1928年，刘良才发动了打击地主豪绅的革命斗争。斗争胜利了，刘良才却暴露了，他因此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1931年2月，山东省委安排刘良才担任潍县县委书记。
　　远赴潍县前，刘良才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他预料到自己可能被捕，这本书到底放到哪里呢？刘良才反复考虑，决定将其留在本村支部。他亲手把这本书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郑重地嘱托他：“你要好好保存这本书，你要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他还说了一句令刘考文终生难忘的话：“生为《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
　　刘良才郑重的嘱托让刘考文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刘考文有时把它藏在粮囤底下，有时封进灶头，有时又转移到屋顶。虽然几易藏处，谨慎的刘考文还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唯恐这本重要的著作在他手上出现问题。1932年8月，广饶西邻的博兴县农民暴动被韩复榘镇压。机警的刘考文敏锐地从博兴的局势预判敌人可能要镇压广饶县，他感到自己目标太明显，一旦敌人对刘集村动手，自己必定是敌人首先下手的对象。他想到了同村的党员刘世厚，刘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调谨慎，忠厚老实，在农民堆里，一点都不扎眼。就像当年刘良才把书交给刘考文一样，刘考文再次把书交给了刘世厚。一切都如当年的交接一样郑重和沉重。刘考文对刘世厚几乎说了同样的话：“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就这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又一次完成了转移。刘考文不久就被捕了。因叛徒出卖，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了。
　　捧着这本承载了共产党员生命和鲜血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内心中升腾起一种无以复加的责任感。他经常变换藏书地点，但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在他精心呵护下，这本书一次次地躲过了敌人的眼睛，躲过了国民党的搜索，躲过了日军的扫荡。1945年，日军放火烧村，一次性烧毁了刘集村500多间房屋。老百姓被日军赶出村子。当时，刘世厚把这本书藏在山墙的“雀眼”中。被赶出村子后，刘世厚想到这本书还在自己家里，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村里。当时，他家的房子已经被点燃了，他冒着呛人的浓烟爬到“雀眼”处，小心翼翼地掏出这本书。真是万幸。持续两天的大火几乎烧尽了刘集村全部的家当，粮食烧光了，柴草烧光了，农具烧光了。这本书却在共产党员的精心呵护下保存了下来。
　　刘世厚把这本书用蓝布包好，放在一个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间，他精心保管着这本书。
　　他经常会像捧着宝贝一样端详一番，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刘良才和刘考文的嘱托。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见到陈望道，充满期待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就在这一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84岁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这正是陈望道翻译的本子。
　　这本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独特的旅程。她曾经照亮和见证了共产党人初心，共产党人则用自己的初心守护她；她曾塑造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则用坚定的理想信念诠释她。
　　（摘自2017年7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为初心而奋斗的历史——守初心的感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