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的“鸡鸭行长”童小鹏

一九三六年跟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的童小鹏（右二）。图为叶剑英（左一）与办事处小战士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他16岁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

■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发出的“天书”确保了毛泽东与延安电讯的畅通。

■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红岩村，一半撒入了嘉陵江。他曾说，生是红岩村的人，死了也要魂归红岩村。

1914年，童小鹏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16岁参加革命，在红一方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1933年5月，从前线归来的童小鹏第一次见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从此他们结下不解之缘。”8月7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追随童小鹏研究南方局的历史和红岩精神，并多次与其长谈，向他请教，并写过《红岩老战士童小鹏》《长征战士红岩村人 重庆老乡》《挥手五十年 情归红岩村──童小鹏访谈录》等文章，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个童小鹏的传奇故事。

重庆是除北京以外，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

1933年5月24日，周恩来在红一方面军作了一场关于部队整编的报告。报告开始前，童小鹏听其他同志称周恩来为“胡公”，心里便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蓄着长胡子的老年人吧。

报告开始了，周恩来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走上发言台，一口气给大家作了4个小时的报告，这让童小鹏既感意外又充满敬佩。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总政委的“报告极为周密详细”。

“没想到，几年以后，童小鹏成为了周恩来的直接部下。”周勇介绍，1936年，童小鹏已调到军委机要科工作，做毛泽东的秘书。当年12月13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需要配备译电员和报务员。正被龋齿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童小鹏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向机要科长叶子龙提出，希望去当译电员，以便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叶子龙要童小鹏当面报告周恩来。年轻的童小鹏鼓起勇气，利用送电报的机会来到周恩来办公室，羞羞答答地对周恩来提起了牙痛的问题。周恩来和蔼地让他坐下慢慢说，待他提出要求后，周恩来说：“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高一点，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可以治。”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童小鹏就跟随周恩来前往西安。

“从西安事变起，童小鹏便跟随周恩来奔走于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南方局机要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童小鹏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之久。在这40年中，重庆是除北京以外，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周勇说。

“我们大家都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8月8日，一群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参观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这里运筹帷幄，栉风沐雨，一直奋斗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里不仅是国统区人民心中的灯塔，也培育了名扬中外的‘红岩精神’，这是我们党唯一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精神，更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修课。”周勇说，当年，童小鹏作为中共南方局机要科长，亲自参与和见证了那一段段难忘的历史。

在红岩村，童小鹏跟着周恩来经历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返回延安。但是，周恩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送走大部分同志，自己和董必武、邓颖超及少数同志留在重庆坚持斗争。童小鹏就是留下来的其中一个。

时隔多年以后，童小鹏对此还记忆深刻。他曾告诉周勇，在生与死的关头，周恩来要求全体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如果被捕，男的可以承认是党员，女的可以承认是家属。但是，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就说曾家岩和红岩村是一个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问别的事，就说不知道，去问周恩来。

“这种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何等感人肺腑。”周勇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他拜访童小鹏，童小鹏谈起这件事时说：“周恩来的话深深地扣动了每个同志的心弦，使我们大家都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提起南方局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的岁月，周勇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鸡鸭行”。

“那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条件十分艰苦，但同志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周勇解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内一个公开合法的机关，直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南方局是党中央派出机构，对外不公开，设在办事处内，书记是周恩来。当时南方局有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第一科（机要）、第二科（电台）、第三科（抄写）。童小鹏是秘书处负责人，还兼机要科科长，他负责的电台、机要、抄写3个科都在红岩村办事处新办公楼3楼，由于第3层的窗户都开在屋顶上，外面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鸡笼，所以南方局的同志们都开玩笑说3楼是“鸡鸭行”，并打趣地称呼童小鹏是“鸡鸭行长”。

“在那么紧张的战争环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革命先辈们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纪律严明，精神饱满。这样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周勇说。

重庆谈判期间，“天书”确保了毛泽东与延安电讯的畅通

“从事机要工作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周勇道出童小鹏另一段趣闻。1938年冬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的时候，经国民党当局允许，在红岩村架设了一部50瓦的公开电台。到了1943年，国民党当局以各军办事处不准开设电台为由，封闭了红岩村的电台，改由国民党军政部用他们的无线电总台代为收发报。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八路军办事处除一般的电报送军政部电台代为收发外，机密电报全用自己秘密架设的5瓦小台与延安通报。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每天都要通过红岩村的秘密电台同延安保持密切联系。所有延安来电，都由童小鹏当面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阅示。

“当时每天的电报非常多，能够送国民党军政部电台代为发出去的却很少。为避免怀疑，童小鹏他们就写了很多没有实际内容的‘天书’交给国民党电台去发，掩护并确保了毛泽东与延安电讯的畅通。”周勇说。

如今，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件“宝贝”——童小鹏用过的莱卡135相机。

记者看到，这部德国生产的莱卡135相机，机身材质为金属，黑色，相机镜头及其他功能钮均为银色，相机外套为咖啡色皮套，机身和机套上均有“LEICA”（即“莱卡”）字样。因年代久远，机身已锈迹斑斑。

“当年，童小鹏用这部相机记录下很多中国历史的精彩瞬间，他还称自己是‘摄影游击队员’。”周勇介绍，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三位美国士兵的合影；1941年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会见司徒美堂、黄兴夫人徐宗汉等的照片都出自童小鹏之手。

2007年，童小鹏去世。如今，童小鹏与夫人紫非的骨灰合葬在曾经战斗、生活过的红岩村里。童小鹏之子童丹宁称，父亲的骨灰一半埋在了红岩村，一半撒入了嘉陵江。童小鹏曾说，生是红岩村的人，死了也要魂归红岩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