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入党：人生贵有胸中竹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然后兵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叶剑英被任命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
　　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军纪。叶剑英率部开进吉安城后，安顿好了部队，就召集各团军官开会，布置教育和训练。在吉安这一段时间里，叶剑英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时常能接受到秘密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就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
　　叶剑英经过反复思索，终于选定了反蒋的路。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
　　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他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闿这个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这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便暂时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二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1927年2月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又见到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叶剑英在武汉见到了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二人常常见面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
　　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在会上，叶剑英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反蒋的主张。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叶剑英参加国民议会之后，动身返吉安。到了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并见到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称赞他讲得好。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此刻张发奎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他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他能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
　　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4日晚间，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人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的桥头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正是这一类共产党人。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后来曾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首诗，正是他自己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洪流之中。
　　（摘自1999年第12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人生贵有胸中竹——叶剑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