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红四方面军铸就历史铁流与英雄战歌

巍巍大别山，襟长江而带淮河，眺楚湘而望秦蜀，为历代兵家囊取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第二大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红四方面军源于黄麻起义和商南、六霍起义的队伍，从鄂豫皖到川陕甘，从一支仅几十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8万余人的正规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一支劲游。

红四方面军在胜利和失败、进攻和退却、正确路践和错误路线、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的曲折而复杂的腥风血雨斗争中，屡胜强敌，迭历险境，百折不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一曲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歌。这曲经典的英雄战歌，激昂雄壮，穿越岁月的风尘，划破历史的长空，历久弥新！

一、大别壮歌

1931年11月7日，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黄安七里坪镇，河滩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部队列队整齐，刀枪林立；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潮水般前来的人群，热烈庆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此举行成立大会。

七里坪西门外倒水河边宽阔的河滩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在阅兵总指挥王树声陪同下，骑马检阅了3万多人的部队。

红四方面军最初来自大别山的五支红军：

——1927年11月14日，著名黄麻起义爆发后，起义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大别山区第一支红军从此诞生。1928年1月初，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同年7月又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1929年5月9日，商南起义武装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

——1930年1月20日，六霍起义游击队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上述三个师集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原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第一、第二、第三师。

——1930年10月18日，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第五团行军至黄梅县考田吴祥村与江南阳新和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

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红四军，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

——1931年10月下旬，成立红二十五军。

在困难当头、敌军压境的严重时刻，鄂豫皖根据地整编队伍，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四军无军部，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二十五军辖七十三师，另有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尚在组建中。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预示着下一步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残酷的斗争。

从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10月11日被迫撤离大别山区这段时间，国民党重兵云集，蒋介石先坐镇武汉，将15个师20万兵力集结大别山，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经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奋起反击，展开了一场场声势雄壮而惨烈的“围剿”与反围剿、争夺与反争夺的殊死拼搏战。

黄安战役历时43天，我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先后共歼敌1.5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7千余支，迫击炮10余门。这次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进犯。

商（城）潢（川）战役不到一个月时间，以先“腰斩”再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优势装备的敌人19个团，共歼敌人4000余人，缴枪2千余支，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汤恩伯因此而被撤职。此战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了。

商潢战役结束，我军又历时48天，打响了苏家埠战役。此次战役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5个旅长、11个团长及其他官兵2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炮40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

苏家埠大捷之后，组建起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归属红二十五军，留在皖西活动。红军主力则挥师西进豫南，发起第四个战役——潢（川）光（山）战役。此战役仅用五天时间，共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收复并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自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我军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军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被彻底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及其它各项建设得到迅猛发展。

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今武穴），总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人，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5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县以下各级苏维埃政权也都比较健全和完善。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达到2个军6个师，还建立了4个独立团和1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到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余万人。

鄂豫皖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财税制度、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如火如荼，“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排在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在战略上给予了重要的配合和支持，对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生活给予了很大的改善，壮大了红军和革命群众”，“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模式。”[1]“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2]

红四方面军战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咽喉，东临津浦路，西扼京汉路，北踞陇海路，南逼长江，虎视武汉，威震南京，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成为敌人投入大量兵力反复围攻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完全失败的9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下达“作战指导大纲”，并亲任“剿匪”总司令，调集其“王牌”军26个师又7个旅和4个航空队等30多万兵力，投入90%以上的黄埔嫡系精锐于一战场，这是蒋介石毕生经历中绝无仅有的，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前所未有的疯狂的第四次“围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彻底摧毁根据地。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张国焘先是被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头脑，大敌当前，毫不进行必要的准备；后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坚持不停顿地与敌人主力正面进攻，大大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红军在黄安冯寿山、七里坪与敌激战中，予以重创，但未根本扭转战局。紧接着在胡山寨、西面山、金兰山与敌激战，被迫转移皖西。此时新集、商城、罗山等地相继失守，根据地中心区域已被敌人占领，主力红军由4.5万人减至2万余人，“我军处在方园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3]

1932年10月10日晚，张国焘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中央分局紧急议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高敬亭等带领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到平汉线以西作战，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标志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四方面军撤离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敌军所到地，血流遍地，店舍成墟，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屠杀，或被关进监牢，妇女大批被蹂躏和被掳掠卖于外地”[4]，根据地许多村庄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成为无人区。李先念曾经说：“我家那个县红安，当时有58万人，抗日战争时我回去了一趟，剩下二十几万人，没有哪一家不死人的。我家就死了好几个。”

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领导的根据地群众仍然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留下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又重建红二十五军，与敌人在大别山周旋，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追剿’‘驻剿’和‘围剿’”。[5]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转移长征后，在根据地党组织和高敬亭的领导下，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成为南方八省老革命根据地中唯一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坚持了大别山区的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清剿”和“围剿”，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新四军实力最强的支队，开赴皖

西后改为第二师。“留守七里坪的部分，又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劲旅”[6]。“从黄麻起义到东进抗日，整整10年，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7]而红四方面军根系大别山，其军魂、军威、军殇、军情，汇成根据地至今经久不衰而恢宏的壮歌！

二、川陕凯歌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在张国焘、徐向前的率领下，转移外线作战，伺机再杀“回马枪”，打回鄂豫皖根据地。

然而，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重兵追逼之下，部队被迫向西进发，未能实现原先的意图。于匆忙之中开始大撤退、大转移。

历经两个多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与尾追的精锐之敌多次激战，屡历险境，跨过平汉路，奋战漫川关，进入陕南，两过秦岭，北入关中，南跨汉中，强渡汉水，翻过大巴山，转战三千里，于1932年12月进抵四川通江县两河口。“这是一次惊人的退却战。”[15]“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14000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16]随后，在两河口至通江县城途中的苦卓坝，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部队行动方针。“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17]“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建立根据地的地方。”[18]从此，红四方面军向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展开，开始创建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斗争。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解放通南巴、立定脚跟之后开始创建的。

自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通江县始，我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分地区。

转战川北立脚之后，原鄂豫皖革命军事委会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权力机关。在西北军委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争取任璋部起义；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开展陕南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力量和建立地方武装；随之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初创工作。

根据地初创之时，蒋介石命令田颂尧在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等部的配合下，集中38个团6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根据地发动围攻。徐向前等指挥红四方面军“利用险要地势，构筑工事，在积极防御中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敌人，逐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歼敌，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19]从1933年2月中旬至6月15日，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三路围攻作战，歼敌1万余人，俘敌旅长3人及以下官兵1万余人，红军不但收复了通南巴，而且打到了巴中西南的恩阳河地区，前锋进逼仪陇、广元、苍溪县城和万源，使根据地面积扩大到一倍以上，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展开对强敌反复围剿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面对强敌的反复围剿，由徐向前、陈昌浩主持召开红四方面军军事会议，有100多位红军领导干部参加，着重讨论总结三路围攻作战、停止部队内错误肃反、部队整编扩军和训练等问题。同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将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４个军，即以第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第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10月底，又将川东游击军改建为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红四方面军设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４万人增加到５万余人，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部队扩编完毕，便转入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活动。“一个指挥员，不重视练兵，又指望打胜仗，岂非梦想！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20]“练兵热潮，遍及全军的每个角落。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前所未有。”[21]扩编练兵、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一切都围绕打仗展开。红四方面军打起仗来，干部层层下放，靠前指挥。方面军的干部下到军，军的干部下到师，师的干部下到团，依此类推，保证每个连以上战斗单位，均有一名上级指挥员在场，以便了解情况，机断专行，鼓舞士气，掌握部队。

我军在练兵，敌军在反复组织围攻，妄图消灭红军，摧毁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以不畏艰难、舍生忘死、顽强克敌的精神，展开了一场场气吞山河的反击围攻、保卫根据地的战役：

1933年8月12日至10月27日，我连连续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先后歼敌近2万人，缴获长短枪1.2万余支及大量军需物质，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根据地新区

和老区群众形成了参加红军的热潮。

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外线进攻的重大胜利，威震全川。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势力，先后投入140个团25万兵力，在两个空军队的配合下，从西北的广元起，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线上，形成了对我根据地六路合击围攻。

面对敌军“全川联合，合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良”的新攻势，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利用川北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战略战术，指挥川陕根据地军民奋力投入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从1933年11月1日到1934年9月22日，红四方面军与敌军激战10个月，先后实施4次收紧阵地战、2次反击作战以及决战防御和总反攻，粉碎了敌军发动的4期进攻，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最终赢得空前巨大的胜利。总计毙伤敌路副司令郝耀庭以下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打散敌官兵2万左右，缴获长短枪3万余支、各种口径迫击炮100门，击落敌机1架。“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22]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大力加强各项建设过程中走向辉煌的。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一手对敌反围攻，一手抓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党的建设上，坚持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与白区党组织联系一起抓。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地方党员3万多人，建立和完善了各级党的组织机构，还通过彭杨军政学校、红军大学、省县委党校，加强党员培训，严格组织生活会议制度。川陕省委建立后，在积极做好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同时，培养了一批新生的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党政干部；组织与领导

了庞大的地方武装和发动数万人参加红军；动员了上百万群众支援前方作战；并组织群众从事工农业生产，保证红军供给。

在政权建设上，党从红军中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队，奔赴乡村，配合省县革命委员会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制订优待红军家属、专业人才以及公粮、戒烟、婚姻、土地、经济、教育、法庭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审查和批评苏维埃工作，号召根据地人民动员起来，全面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

在经济建设上，组织群众发展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领导各地开办纲厂、锅厂、盐厂、造船厂、兵器制造厂、修配厂、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成立川陕省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实行工农的低利和无息贷款。各地设立分行，开展借贷，兑换货币及代征税收等业务。

在文化教育上，创办新学校，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每个村镇开办农民识字班，还开办妇女学校、红色卫生学校和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及短期培训班；根据地大部分县、区、乡、村均建立了工人俱务部、农村俱乐部，各地以俱乐部为中心，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大大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动。同时，把体育和军事训练紧密结合起来，对身心健康、发展生产、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出新世界”。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党和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川陕根据地舞台上，演出一曲曲胜利的凯歌。川陕根据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发展到500余万，拥有8座县城，共建立了22个县和一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府；直到主力红军渡过嘉陵江西进时，红四方面军达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多人，加上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由此，川陕苏区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23]

毛泽东曾经在中华苏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川陕革命根据地作过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杨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得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苏维埃中国》第二期，1957年，第248－249页）

三、长征泣歌

长期的战争消耗、“左”的政策种下的苦果、蒋介石部署200个团兵力的“川陕合剿”、策应转战中的中央红军，这几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迫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战斗27个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极为艰难曲折的长征之路。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不包括入川之前和西征之后）：

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四川茂县—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四川松潘—西康甘孜—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在川、康、甘、青四省曲折反复往返，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大小战斗千百次”[24]。

行程万余里，历经了冲破“会剿”的泣血之战、“北上”与“南下”的泣血之争、三过雪山草地的泣血之苦、柳暗花明的会师之欢，这一切汇成一曲令人触目惊心的泣血长歌。

嘉陵江畔，国民党为阻止红四方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在约600里长的嘉陵江西岸一线，企图一举将红军置于“会剿”死地。

1935年3月28日晚9时许，近10万头戴斗笠的红四方面军奔赴嘉陵江边。在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挥下，从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敌炮轰鸣，江浪冲天，船工和船上的男女红军战士有的中弹牺牲，被江水冲走，有的爬上船来将中弹之身的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撑船，冲向对岸。随之，一队队人马往返渡过。与此同时，我左翼第三十军、第九军，也在鸳溪口和涧溪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红军渡江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阆中直逼南部，一路由徐向前亲自率领直逼剑阁、广元、昭化、剑门关，红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一天纵深挺进七十里。自3月28日至4月21日24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梓橦 、青山、平武、彰明、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间的二三百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次战役，是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25]实现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目标，为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强渡嘉陵江后，由于张国焘的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流产。

随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占领茂县，西进理香，直逼汶川，前锋部队抵达懋功。

1935年6月13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送往会师地区。”[26]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灭。

懋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首先就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发生分歧。

党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

张国焘却极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

为解决“北上”与“南下”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川陕甘苏区。”为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上，中央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委副主席，以解决两军会合后统一指挥，为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中革军委还将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分路北上。此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执行

《松藩战役计划》，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

然而，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借机向党中央要权，并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

7月中旬，中央常委会紧急商量“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毛泽东坚决提出“此职不能让”。经商议，周恩来同志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

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而张国焘还是不肯执行，并对右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

史料记载，8月24日至9月14日，中央连发7封电报，催促左路军北上。但张国焘仍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中央劝说，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到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央一直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步步退让，“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在一再让步而还是不能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后，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坚决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继续教育争取张国焘，此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内公开。

但是，张国焘怙恶不悛，坚持错误。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里番卓本雕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1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此次会议上，朱德讲：“大局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28]

徐向前当时也对张国焘讲：“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29]

李先念后来也谈到：“我一生最苦恼的一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一是在西路军。”[30]

1936年1月16日、22日、24日，张浩以张国焘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用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三次给张国焘发电报劝说他以大局为重，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到达甘孜地区，造成了对张国焘斗争的强大压力。

与此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过程中，随着战局的推移，战斗越来越困难，处境越来越恶劣，方面军内部对张国焘的怀疑和抵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历经种种艰苦和重重困难，战士冻死、饿死、病死的不少，部队不断减员。加之百丈恶战伤亡近万人，“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30]张国焘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梦想在实践中遭到重挫。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之众，损失到只剩下4万余人，军队元气大伤。

在大势所趋、军心所向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称“西北局”；1936年7月初，不得不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党中央仍然不咎既往，批准任命张国焘为西北局书记，“三个方面军由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根据中央军委意图统一指挥。”[31]

“毛泽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