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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他认为，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的经验，是未来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
恰逢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于是，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分别是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
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五老激动异常，思绪万千。他们一早便来到福建厅等待邓小平。厅里很温暖，工作人员也已准备了热茶招待五老。邓小平准时到来，并与五老亲切握手。随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陈慕华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邓小平开门见山：“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老为“老同志”，无形之中便拉近了距离，使五老感到了信任。
介绍完会议情况，邓小平又对五老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今天就谈这个问题。”
于是，会谈便在这样亲切、融洽、毫无距离感的氛围之下愉快地进行着。谈论的话题，相当有料。比如，五老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共同的愿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胡子昂就这一问题进言：“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邓小平马上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怎么用人用钱？邓小平的想法是：鼓励原工商业者出山开办企业。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着这个话题，“五老”的话匣子打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邓小平立即表示赞赏：“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邓小平进一步吩咐五老：“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荣毅仁当即建言可以吸引外资兴办实业。他建议：“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的话，让邓小平若有所思、频频点头。他果断表示：“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停了一下，邓小平又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到那时，偿还能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谈兴甚浓。细心的邓小平抬腕看了一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五老火锅宴”正式开始。五老火锅宴，加上时年75岁的邓小平，实际是六老火锅宴。说是宴请，其实也只是家常便饭。吃的是老北京传统涮羊肉，白水锅底、羊肉片，还有大白菜。
“五老火锅宴”结束了，但它在原工商业者心中燃起的热情和希望，变成了一席民营经济发展的盛宴。
此后不久，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创办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
当年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如今以“中信”和“光大”闻名，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被认定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报告，针对我国正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员积压七八百万的巨大压力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份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当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来31万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还多……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火锅宴后，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一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就此上场。从40年前羞涩的亮相，变成了鼓乐喧天的时代交响曲。
（摘自2018年10月29日《中华工商时报》，原标题为《五老火锅宴：开启民营经济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