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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冬，我从北京专程来银川，拜访我国著名文字考古学家李范文教授。
返回途中，飞机在河东机场起飞的瞬间，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为耄耋之年的老人写一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宁夏，在银川，在古西夏文明曾经辉煌的地方，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区里，还有这样一位极不寻常的老人。
这不仅仅是因为李老为我所著的《汉字艺术大典》作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近距离接触，有机会了解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拯救濒临消亡的西夏古文字，历经了怎样的人生变迁，艰辛，生死，伤痛，亲眼目睹、感受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乐观、淡定、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爱国情怀！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优秀奖；国际汉学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汉学诺贝尔）……
谁能想到，眼前谦虚，和善，总带着微笑的这位老人与这些至高无上的光环、荣誉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就是看似普通，70年如一日，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挽救、破译西夏古文字的泰斗级学家，87岁高龄的李范文教授。
挺进西夏
西夏（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历经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
被专家称为“死亡文字”的西夏文，结构方方正正，极像汉字的蝇头小楷，可仔细一看，却一字不识。西夏建国之初，曾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造字法，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帝国，西夏文字也随之逐渐湮灭。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夏古国在历史上突然神秘消失，曾经通行西夏全境的西夏文最后变成了神秘的“死亡文字”，建立西夏古国的党项人后裔如今又流落何方？使它成了一个异常神秘的的国度。大量留存于世的历史文献、资料无法破译，解读，历史的断代将不可避免！
作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毕业的李范文，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一种民族忧患意识油然而生。
李范文，195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安多藏语专业，担任班长、院学生会主席、北京市青联委员等职务。1959年9月，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1960年6月，28岁的他，不顾家里劝阻，6次向组织申请，要求从条件优越的北京，调入西夏文字的发源地——宁夏。他的原配妻子不愿前往，和他离了婚。他孑然一人，含着泪水，迈向西夏的征程！一路向西的旅途，他的泪水渐干，取而代之的是他想象中“塞上明珠”的风光旖旎，景色如画，无穷无尽的西夏文献，遍地的古迹与残碑碎片，只要努力耕耘，便会在西夏学研究领域中创出一片天地。
但是，一切让他失望了，这里没有美轮美奂的图书馆，鳞次栉比的高楼，他只看到了西塔、北塔、鼓楼、城门和玉皇阁及仅有两层高的宁夏宾馆，更没有研究西夏的机构和西夏文献。接待他的组织部同志说，这里只有宁夏师范学院政史系更适合你。他突然觉得盼望已久的西夏是那么遥远和陌生，顿觉自己是那么孤独和无助，在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国土地上，居然没有人研究西夏，没有任何报刊、杂志宣传西夏，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专家，还有谁能知道西夏王朝那一段神秘的历史呢？
此时，火车上幻想的美好憧憬顿时化为泡影，英雄没了用武之地，他怅然若失。
1962年9月，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成立，他被调去研究回族史。文革期间，他被当作“典型”批斗、下放，直到1971年才调回宁夏博物馆，搞文物调查。
1972年元月，敬爱的周总理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见到西夏文献，问身边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现在懂西夏文的人有多少？”王说：“仅一两位老人了！”。总理当即指示：“一定要培养人才，研究这种文字，绝对不能让它失传！”。这“一两位”老人，就是中国近代考古奠基人罗振玉的长子罗福成，次子罗福颐。
西夏王陵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了，他又因1957年的"问题"不能直接参与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而是被安排做后勤，后来又恢复研究工作。
初衷不改
1973年5月，他带着特制的一大木箱，装着30000余张西夏文单字卡，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夏汉字典》，赴京求师取经。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他见到了罗福颐先生以及为他事先准备好的西夏文图书资料，其中有俄国西夏学家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的《同音》写本，以及罗福颐本人用的《西夏字汇集》。
有了这些资料，他如虎添翼。
他住在招待所，整天如饥似渴、不分昼夜抄写整理字典卡片，夏天酷暑难耐，窗户朝西，室内没有电风扇，他汗流浃背，脖子上搭着毛巾擦汗，晚上为了不影响别的客人休息，把小桌子搬到室外，不顾蚊虫叮咬，借路灯继续抄写。
北京归来，他又一头扎入西夏陵工地，除了照常编写字典、考释新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碎片外，还要负责工地的招工、管理、采购、发放农民工工资等。
他说这样拼命的工作，是想尽快的完成挖掘考释工作，可以腾出时间，静下心来全力投入到整理卡片、编写字典工作上来，在工地一天，等于在机关三天。
有时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或农民工回家过节，工地的帐篷里只剩下他一人，他除感觉到寒冷外没有任何恐惧心理，反倒十分惬意。
有一年寒假，他大儿子带上刚满四岁的二儿子和他亲手制作的滑冰车，乘上空军班车来工地看他。这一夜风雪交加，帐篷被风撕的哗哗直响，狐狸野狼嚎叫恐怖，吓得小儿子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打哆嗦。第二天，毛巾冻得像冰棍一样，头发里钻满了沙子，天一亮就催他赶快回家，从此再也不来工地了。
工地艰苦，任务繁重，营养匮乏，终于他病倒了。血压80或50，患了贫血症，家里为了给孩子改善生活养的十四只“奈杭鸡”，为了挽救他的性命，全部宰吃了，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躲过了死神的一劫。在那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一呆就是7年。1976年春节，他完成了《夏汉字典》初稿，并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到目前依然是关于西夏王陵残碑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学术专著。
这时，他又发现西夏字的注音存在很多一字多音。转而又开始了对西夏语音的探索，先后到甘肃、四川藏区调查西夏移民，记录语音资料，又开始对西夏人著的词书《同音》进行研究。
正在工作紧张进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日本西夏学术权威西田龙雄教授来访，他去接应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左腿股骨颈骨折，手术很不顺利，进行了七个多小时，卧床半年。他硬是在膝盖的写字板上，完成了70万字的《同音研究》一书。
陪伴他痊愈出院的除了《同音》外，还有一部紧随他步伐的手杖，他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同音研究》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备受好评，曾荣获1987年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并作为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带去的国礼。
《夏汉字典》的四角号码查询，读音，残片印证等一道道学术难题被他相继攻破，他似乎是在进行一场场战役，上一场胜利了，新的一场又开始了。
这些年，他研究了西夏文的《同音》《同义》《杂字》《五音切韵》《文海宝韵》等大量文献资料，他认为，所有这些都还没有解决西夏文字的音韵清浊问题。带着这个学术难题，他又研究了党项人西夏学家骨勒茂才（1190）所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这是一部夏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是方便两个民族相互进行语言学习交流的手册，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50余万字的《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一书。这部书对于解决拟测西夏语音以及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确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夏汉字典》的注音问题解决了。然而，一向治学严谨的他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对西夏语105韵的韵母问题，总感觉到论证不够充分严谨，需要翔实论据以补充。
1992年10月，时逢台湾龚煌城教授来访，他见到了《夏汉字典》手稿十分高兴，欣然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助，他把105韵的事如实地告诉了龚教授，龚说：“我在日本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对此有了答案，如果你愿意，我愿为字典提供拟音。”第二年七月，他如期收到了龚先生寄来的拟音。他立即将他原来的拟音替换下来，使字典注音更加缜密、完善、准确，他也感觉踏实多了。每每提到此事，他一直心存感激。
他在《夏汉字典》序中写到，“字典整整耗费了我20多个春秋，大凡有责任感的人，他一旦承担了某项任务，他的思想上犹如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任务未完成一天，他心上的负担就减轻不了，并时刻铭刻在心脑，为了完成任务，有时他可以忘却一切！”
记得有一次，他把盛满了大肉的砂锅放在炉子上（要知道这是全家一个月的供应），继续编写字典，当糊味扑入斗室时，他急忙去厨房，大肉已成为焦炭。还有一次，他下班回家骑车想着字典的事，一头撞在停在路边的卡车上，前额鼻梁鲜血淋漓……类似于这样的事已不足为奇。
春华秋实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1997年10月，他苦心经营二十载的《夏汉字典》，在宁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出版了！这一喜讯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在宁夏西夏古文明曾经辉煌的地方——银川的上空，传遍祖国四面八方，各地好评如潮，佳讯如歌。
荷兰汉学家杨虎嫩教授在《东方学研究》第85期，刊发题为《夏汉字典——国际西夏学界期待已久的一部大型工具书》中说：“李范文著作的《夏汉字典》，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的又一部代表作，毋庸置疑《夏汉字典》堪称为一项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成就。”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西夏文字的电子排版、录入问题尚未解决，1000多页的西夏文字全靠书法家按照文字的偏旁、部首，一字字刻写下来，再贴在事先打印好的书稿上，贴一字要付给人家1角钱，而稿酬才2.5分，仅排版、校稿就花了三年时间。可见李范文当时付出了怎样辛苦。
《夏汉字典》是李范文集中外众多专家学者学家智慧，以平生之心血汗水打磨而出的一把“金钥匙”，它开启了“死亡文字”的“复活之门”，他破译了被历史尘封了的千年密码，让西夏文字得以重生，再现辉煌！他以自己的一腔热情和爱国情怀，守望、呵护、解读着每块残碑碎片和那段神秘珍贵的西夏历史。
淡泊功名
李范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西夏学家、文字学家，他自从踏上西征火车的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西夏，他身上的荣誉，光环足以撑得起这位西夏学泰斗的桂冠，然而他却坦然、淡泊的去看待这一切。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贺兰山下，岳飞《满江红》中的两句诗，也是对李范文的最好写照！
台湾龚煌城院士在一次报告会上介绍李范文，说他是当代西夏学的泰斗时，他感到无地自容，立即起身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西夏学的小学生。
他研究出并著书立说多个世界唯一的学术成果，让西夏学再誉世界，叹为观止。
针对西夏灭亡后，西夏民族到底上那去了？他研究写出《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对西夏篆书进行破译，他研究写出《西夏二号陵篆额考释》和《西夏官印考释》；对西夏皇裔、西夏国相斡道冲后裔及家谱进行调查与研究写出《西夏皇裔今尚在》《西夏国相斡道冲及其后裔》；对西夏皇帝尊号、谥号、城号进行系统研究，写出《西夏皇帝称号考》；沿着西夏人北徙的足迹，深入西夏原始居民区进行研究，写出《西夏遗民调查记》《弥药语调查与研究》；对西夏文韵书《同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建立西夏音系写出《同音研究》；对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与《文海宝韵》进行比较，写出《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比较研究》；全面系统研究西夏文词书《同义》，写出《同义研究》（又名《义同一类研究》；写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夏汉字典》并获得吴玉章人文科学优秀奖；同前苏联西夏学者建立联系，共同整理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做出巨大贡献，却不留名，如今已被宁夏列为唯一世界文化过程；组织西夏学全国学术讨论会和一、二、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把西夏学从“绝学”变为“显学”；主编《西夏通史》，荣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奖——吴玉章一等奖；2013年，在西夏学发祥地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
所有这些在李范文看来，仅仅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无愧的过程，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党和政府支持培养的结果，试想，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我将一事无成。比待遇，我是一个穷汉，比贡献，我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宁夏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谈到待遇、名利时他说，回顾蹉跎岁月我历经离异，伤病，生死，被诬陷，被下放，被批斗，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还可以做很多事，让人民高兴我也高兴的事！
莲花在水
在李老的陪同下，我进入到他的书房，靠右面墙的书柜里装满了各种书稿，写字台前也摆满了厚厚的书稿。他说，这就是我在做的事——他正在编写一部《中华民族文字大典》即宋辽夏金元汉藏蒙维满大典，我认真看着书稿上的文字，都是李老用硬笔写出来的，工整、规范、隽劲、洁净，完全符合字帖标准。我突然想起《夏汉字典》那洋洋洒洒的150万余字，竟是这样一笔笔，一字字写出来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哪里是编字典，这是在书写字典啊！李老微笑着说，现在条件、环境好多了，当年是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写啊，走到哪就写到哪，而且只能是写，因为国家文字库里没有西夏文字，只好手写再影印。
在李老的座椅后面，是一张床，有时太累了，就在床上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
当年的那场车祸，钢板现在还遗留在体内，患处的疼痛，从左侧的腰部一直放射到脚后跟，有时让他彻夜难眠，那时，他就起来写字典。他的左腿肌肉明显萎缩，要拄拐杖，由此造成的行动不便，使他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走到写字台前，坐在椅子上开始工作常常需要10分钟之多。听保姆介绍说，爷爷天天写字，每天要工作20个多小时，社会活动很多，但他很少去，怕耽误写字！
书房、客厅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他出版的各种书籍，那部厚厚褐色的《夏汉字典》大金字尤为光彩夺目。如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面前这位平凡的老人身上，蕴含着难以想象的超人能量和他对国家文化遗产的惊人钜献！
面对过去的这些他很淡定，淡定到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他对获奖后的前后簇拥，他淡定；对某些人的激情感言、许诺，他淡定；面对无聊的嫉妒与荒诞的嘲讽，他淡定；面对付出与回报的极不对称，他淡定；但他对那些贪婪，自私，无以作为的社会现象，他不淡定，不再微笑了，甚至拍案……
在李老客厅的两侧墙上，悬挂着两幅书法，一幅是他用夏汉对照文字写的“自强不息”，另一幅是台湾著名学者为李老写的“如莲花在水”，句子出自《法华经》，“不染世间法，如莲花在水”。
这两幅书法相互对应，前后映照，在初冬午阳的斜射下，显得是那么清雅，淡然，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