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他的农民通讯员

      特邀农民通讯员进京交谈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拉开了我国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

　　为了了解人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看法，刘少奇打算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今宁乡市花明楼镇），请乡亲们选派几位老农到北京来，当面与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刘少奇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受刘少奇的委托，从北京回到家乡过暑假，带来了刘少奇的口信：希望家乡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选派几位老实、有经验、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心；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

　　刘正山回乡后，找到了农会主席王升平等人，请他们拿主意。经过反复认真的协商、比较、筛选，花明楼乡干部最后决定选派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4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9月初，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代表到北京相聚面谈。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接待人员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车子载着4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七拐八弯地来到了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这时，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几只书柜、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拉完家常，刘少奇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乡下实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

　　4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代表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够做到！”

　　通过与农民通讯员的书信往来及时了解乡下实情

　　当时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的王升平和乡长邓子卿，也想进京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但是因为他们是乡干部脱不开身，还因为他们年轻，不够老农资格，没有被选上。于是，王升平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托成敬常亲手交给刘少奇。

　　令王升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的10月23日，就收到刘少奇的复信：“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王升平、邓子卿和乡亲们读着刘少奇的来信，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激动。

　　1954年，刘少奇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他们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

　　王升平听到后，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有什么功可报的呢？于是，王升平便给刘少奇写了第二封信，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之外，还着重说到了那两人进京造成的不良影响。

　　未过多久，王升平就又收到了刘少奇的第二封亲笔回信：“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回乡调研期间当面跟农民通讯员深入体察民情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轻装简从，专程来到湖南省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5月3日，刘少奇回到他阔别40年的故乡炭子冲，继续他的调查走访。回到故乡，刘少奇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农民通讯员。

　　5月4日，刘少奇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5月6日上午，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民通讯员之一、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一阵嘘寒问暖后，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工作上，刘少奇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

　　从早上到中午，刘少奇与王升平谈了3个多小时。时值午饭时分，刘少奇夫妇热心地挽留王升平同他们一起吃了顿便饭，边吃边谈。刘少奇明白王升平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当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饭后，当王升平告辞时，刘少奇紧紧握着王升平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总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20多场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当时党解决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把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展示在了群众的面前。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重大突破是，根据刘少奇等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的愿望，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并针对大家关注的食堂问题提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还对保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新条例颁布后，农村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农民生活逐步安定，生产普遍有了发展，粮食产量逐步回升。

　　（摘自2018年第12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刘少奇调研求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