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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朱村明清古建筑一景。凌宗雁摄 |
引子
麦收时节，遍地金黄。一条人工河，风光旖旎，分沂（河）入沭（河）。两侧杨树林，密密匝匝，洒下斑驳光影。记者在林间穿梭，宛如行进在画中。
画的尽头，就是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的朱村。
朱村是个“红色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工作、战斗过。1940年初，八路军的两支队伍进驻朱村，村民腾房子、筹军粮，朱村成为堡垒村。1944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一一五师老四团“钢八连”官兵闻讯赶到，浴血奋战，保卫了朱村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打那时起，每年大年初一，乡亲们都要把第一碗饺子捧给烈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来到朱村，观看这个抗战初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了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总书记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岁月留痕，留下了历史。朱村建成了山东省第一个村级档案馆，分门别类，收藏了会计、土地、文书、组织等10类7000多卷（件）档案，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迄今的历史轨迹。
近日，记者走进朱村档案馆，透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仿佛穿越时空，寻觅到了朱村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源泉，也看到了一个革命老区小村庄70年的巨变。
五张清朝农业税票
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多予少取放活，乡村好戏连台，“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
王经臣今年70岁，皮肤黝黑，满头白发，走起路来，脚底已经沙沙作响，提起村史，却如数家珍。
朱村曾属郯城县，后归临沭县。说起来，朱村有些“名不副实”：全村无一户朱姓，近九成农户姓王。明朝正德十五年，胶州人王随迁徙到此，娶妻定居，繁衍生息，终成望族。因村东沙丘被道路环绕，呈九龙戏珠之势，得名“珠村”。后因村民崇尚朱子哲学，改为“朱村”。
王经臣早年务农，改革开放后，从事个体经营，1998年赋闲在家后，东奔西走，搜集村史和抗日战争相关史料，2012年参与村史馆筹建，成为义务讲解员，人称“王馆长”。
走进朱村档案陈列展室，王经臣来到一个展柜前，指着5张皱巴巴的纸条，神色得意，“这个物件，不少来参观的人都说没见过！”
5张纸条，抬头名称为“上忙执照”，有的已残缺不全，字迹也有些模糊，依稀可辨“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为征收钱粮给发执照事今据，王淳完纳咸丰六年地丁银”等字样。“这是清朝的农业税票，那时的农业税称为地丁银。”王经臣介绍。
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1951年，朱村第一次将地亩产量登记入簿，改变了以前估算产量和赋税的历史。
从现存账本看，朱村的完整记录始于1953年。从那年起，朱村的粮食生产、分配预算决算方案、征购粮、农业税等收支分配账，被几代会计忠实记录并妥善保管下来。比如，1956年，朱村粮食总产量28.08万公斤，交公粮2.72万公斤，包括小麦、谷子、稻子、花生等；缴纳农业税4732.76元。
王经臣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地产出率低，小麦亩产只有两三百斤，一年只种一季。很多人以地瓜、野菜、树叶为主食，少年时的他，吃不饱是常事。1961年、1962年，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朱村免交公粮和农业税。
朱村的户口档案保存完整，这些档案始于1958年7月7日，每户一页，登记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等信息。
记者查到，一个叫王朱建的村民，给孩子取名为大米、小米。“起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孩子有饭吃、别饿着。”王经臣说。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到了70年代，村里小麦和秋玉米、高粱轮作，粮食大幅增产，王经臣们终于吃上了饱饭。1975年，朱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0.96万公斤，征购公粮4.67万公斤，缴纳农业税3939元。
进入80年代，小麦已经成为农民的主粮，地瓜、玉米等淡出餐桌。交粮也不愁了，1982年，朱村粮食总产量109.25万公斤，征收任务为3.3万公斤，实际缴纳公粮11.65万公斤、农业税4635元。
1983年起，已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朱村，公粮任务也按照承包人口分配到户，村里只负责发任务通知单，需农户自行到粮管所缴纳公粮，可以多交，不能少交。多交部分，国家按议价粮付款。富余部分，农民也可以拿到市场买卖。“从这年起，朱村的会计报表就简单多了，村干部的担子也越来越轻。”当过生产队会计的李广茹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16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多项重大涉农政策密集出台，力度大、覆盖广。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翻阅着老账本，李广茹感慨万千：“现在种地不但不再交税，还要倒补哩！”到2016年，朱村每年种植小麦1287亩，国家补贴每亩每年125元，良种补贴每公斤1.34元，农用柴油每亩补贴10元。“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李广茹笑着说。
一场“民告官”官司
一份土地档案，打赢了一场官司；一颗“定心丸”，焕发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咚！法槌在桌子上清脆落下。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胜诉！2001年，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垂头而归。
因为非汛期蓄水，造成农田被毁，朱村粮食绝产。案子成败的关键，是朱村的一份土地档案。
1951年，一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在沂河和沭河之间实施：开挖“分沂入沭”水道，实现沂、沭河洪水东调南下，缩短入海距离，统筹解决鲁南、苏北洪水出路。
但是，这项工程却让朱村遭遇一次大灾。1998年4月，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的一次蓄水，导致朱村近千亩粮田被淹，小麦绝产，殃及全村1/4人口。
多次调解未成，翌年秋，朱村将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判定，由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负全责，被告方不服，认为“涵洞漏水是工程质量问题，不应只是管理单位的责任”“其中被淹的200多亩，不是村民的土地”，提起上诉。
二审开庭，一本《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拍在桌子上，“不是我们的土地？看看我们登记入册的房屋土地确权凭证！”朱村农民理直气壮。
对方捧起凭证，翻来覆去看了个遍，而后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份土地确权存根，填于1952年1月7日，竖式排版，毛笔书写，小楷字工工整整，每户一页，装订成册，共有8册。其上户主姓名、人口和土地亩数、坐落、种类、四至、长宽尺度以及房产四至信息一目了然，十分详尽。这些存根的原件，保留在每户村民手中。
一份土地档案，打赢了一场官司。“存档在朱村成了一件大事，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哩！”王经臣喜不自禁。
这份土地确权凭证，是1951年根据当时的土地改革法精神，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的原则，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确保全村人人都获得了同等的土地。当年12月，全村所有农户都领到了这样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这也意味着朱村土地改革工作全面结束。1955年开始，朱村人以土地作股，先后加入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小岗村走向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始终是农村改革的基本遵循。1982年底，朱村彻底实现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还可以自由买卖，农民生产积极性迸发。
包产到户，土地分配公平公正是关键。为确保公平，第一轮承包到期后，1992年，朱村又按照宅、田、场、园统算的原则，再次调整土地，使分配更为合理，也为后来的土地流转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利益，1997年，国家出台政策，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
现在，朱村每家又增添了一个新本子，红色封皮，烫金字体，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家户户小心翼翼收藏。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渐成常态，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但是，承包地被大户、企业流转了去，自己的土地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心里难免犯嘀咕。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尝过了土地确权的甜头，朱村村民纷纷拍手叫好：自己的承包地流转出去，再也不用担心“丢”啦！
在这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包含了承包人信息、地块名称、编码、四至以及是否基本农田、承包期限等详细信息，白纸黑字的法律凭证，给了农民十足的底气：有了本本，农民即使进城买房落户，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能得到保护。
近年来，朱村的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村民不仅每年可获得一亩地1000元的流转租金，还能在园区上班当工人领工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吃了颗‘定心丸’，心里踏实着呢。”村支书王济钦表示。
两位省劳模
朱村的奖状和书，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
档案陈列展墙上，挂着几张奖状，其中有张特别养眼。
奖状名称是《小麦丰产奖状》，上书：“奖给一九五九年小麦丰产先进单位郯城县曹庄人民公社朱村生产队”。颁发单位是“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落款时间是1959年9月12日。
字体飘洒圆秀，筋骨峭拔，是舒同体。记者猜测，这是集舒同的字体印刷的。
“哪里！”王经臣大笑，“这是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亲自写的！”
真是被毛泽东称作“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的舒同写的？记者赶紧凑近细看。没错，有毛笔手书的痕迹。
当年，朱村小麦大丰收。第八任村支书王经选因此被评为山东省劳模，去省城济南领奖时，带回了这张奖状。
“北京来参观的好几位专家教授都说，你们这奖状可值钱啦。”王经臣津津乐道。
其实，王经选从省里带回的，不止这一件“宝贝”。
2014年正月初六，临沂鹅毛飞雪，天寒地冻，几个人冒雪前行，匆匆赶到朱村。
见到王经臣，他们急切地说：“我们是市委组织部的，来借一本书。”
书？王经臣有些诧异。
“对，1959年《山东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典型材料》。”来人解释道，“现在临沂仅存你们这一本了，要抓紧留档保存。”他们借走书后，复制了一本，又将原件完璧归赵。
这本书，现在摆放在档案陈列展柜里，比砖头还厚，内页纸张粗糙，打眼装订，用线穿起来。书中，收集了当年全省207个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参会人员各得一本。
说起朱村所获的荣誉，王经臣用手一比划，“朱村的奖状，有厚厚一摞哩。”仅1959年至1960年，朱村就3次受到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表彰。朱村的奖状和书，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王经臣说。
当年，为了“分沂入沭”工程，朱村土地变得凹凸不平，农业生产甚至出行都备受困扰。但村民们就像当年支持八路军一样，支持工程建设，不等不靠不埋怨。随后，朱村群众一头扎进农活里，填土方、修河堰，整田造地，用挖河的弃土，将村前村后的废旧洼地填平，并将挖河培堤时零星占压毁坏的土地恢复整理，硬是造地400余亩。
2011年，王济钦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朱村档案馆，重建朱村抗日战斗纪念园，让“钢八连”的故事流传下去，让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代代传承。
多年来，这一精神力量已经在朱村人心中生根发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迸发出新的活力。
农闲时，朱村人多到周边县城打工，靠着勤劳的双手，增加收入。走得最远的一户到了新疆，在当地干建筑承包，还有两三户通过做服装、家电生意，后来成为富户，资产千余万元。
2012年开始，王济钦通过土地流转，先后种植近千亩葡萄园和梨园，建成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亩均收入最高达到2.4万元。今年，还有一家外地服装厂来村里投资，目前已经投产。
这些年，朱村所获的荣誉，从省级走向国家级：
2013年11月，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2016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2018年1月，捧回“全国文明村”牌匾。
2013年，王济钦被评为山东省劳模。现在，他又有了新蓝图：继续挖掘现有的清代民居、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旅游资源，保护传统村落，传承红色基因，让老百姓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一支过硬的队伍
“三会一课”制度坚持37年，“夯基垒台，久久为功，方能结出累累硕果”
朱村为什么能长期保持先进？记者向王济钦讨教。
王济钦沉吟片刻：“关键是基层组织建设得好，有一支过硬的队伍。”
早在1939年春，朱村就成立了党支部，是临沂市最早成立党组织的村庄之一。创始人王经奎，是首任村支书，1941年任滨海军区临沭独立营二连连长，1946年奉命组织率领干部工作连支援东北，行进途中遭敌突袭，为掩护同志，英勇牺牲，年仅33岁。在陈展室墙上，挂着8位烈士的简历，他们有的血洒抗日战场，有的献身解放战争，牺牲时最大的33岁，最小的仅19岁，还有一位25岁的女性。
朱村党支部抓党建从不含糊。从60年代起，朱村就开始建组织档案。档案馆里，历年来的组织建设登记表、支委会意见草案等记录十分完整，装订简陋的党员考评登记表、点名册一应俱全，基本情况清清楚楚，均用毛笔工工整整誊写。
一份手写的《关于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意见》，吸引了记者目光。这份《意见》写于1982年12月30日，“党员大会每月的月底召开一次，主要总结检查一月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和一月来的工作，部署下月工作计划。党的支部委员会每月的28号前召开一次……党的小组会议每月20号左右召开一次……每月初上一次党课……”
王济钦说，除了农忙季节，“三会一课”制度一直坚持至今，现在更规范。
80年代，普法工作在全国铺开，朱村一些人不以为意，推三阻四，不愿参加教育活动。如何吸引他们来听课？村党支部动起了脑筋。
当时，村里有两座砖窑厂，经济效益不错，集体年收入五六十万元。村里拿出2000多元，托人从辽宁锦州搬回一台大彩电，浩浩荡荡，敲锣打鼓送到村部会议室。
那时，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村民们眼睛都瞪圆了。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一响，不用通知，村民把饭碗一撂，呼啦啦坐满一屋子，挤不进屋的，就在窗外踮脚伸脖。待到人齐了，“吧嗒”一下，关掉电视，开始普法。讲完后，继续看电视。时间一久，村民们对普法课听得津津有味。
细雨润无声。这些普法真起了作用，朱村曾经连续7年无刑事案件，被县里评为文明村。
后来，这台彩电还被用来播放党建录像带、碟片等，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
“夯基垒台，久久为功，方能结出累累硕果。”王济钦说，朱村近些年每年都会发展三四名党员，全村现有党员84名。
“我写了很多次入党申请书，一直没有实现愿望。2016年67岁时，终于入党了！”王经臣脸上写满自豪。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14日 14 版）
（原标题：小村档案馆 见证变迁留住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