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为何遭到了激烈反对

“来啊，一起做学渣啊”，近日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被刷屏，也引发网友热议。在文中，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南京正在推进的减负政策效果，并感慨：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

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委网信办等14个部门联合起草《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减负，遭到了部分家长的激烈反对。虽然“南京家长已疯”此类网络热文对其中的矛盾和焦虑实际有所放大，不尽真实，仔细看南京规定，实际上也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背后反映了大家对个别地区减负一刀切做法的反弹与焦虑。

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减负肯定是对的，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显然是个别地区在实际操作上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尤其是封顶的做法需要检讨。

首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和很多中国家长的期望相左。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是很高的，而高期望值，也必然是辛苦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美国最好中学是怎样的》。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记录了旧金山著名中学惠尼中学一名高三学生的一天——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考4.0的GPA。这位同学如此辛苦，原因就是对自己有很高的目标与追求。

这世界上，从来不可能轻轻松松就获得成功的，“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目前个别地区这种一刀切的减负，显然与一部分对自己有高期望的学生或对孩子有期望的家长存在严重冲突。因此，对于这些学生与家长，我们的确不应该限制其追求，至少应该给他们辛苦的机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个别地区这种一刀切的减负，也不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因材施教。

人是有区别的，对于一部分同学学起来吃力的东西，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却是吃不饱。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无视这种区别的。如果承认中国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有着更高的期望，如果承认人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减负上绝对不能一刀切！我们有必要在学校体系里，对那些有较高期望的学生，对有天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多学多教的机会，而不是一刀切地不允许。

遗憾的是，伴随近年一些地方一刀切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的风光无限。

2018年减负的“大刀”砍向了课外辅导机构，回看几家上市公司的财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无论新东方还是好未来，收入与在学人数大幅跃升，根本原因还在于老百姓朴素的追求、需求。这些培训机构的钱，都是家长自己排队缴的，没有人逼，显然是现实需求。

不给课内机会，就转课外，负担没有减下来，却增加了经济负担。从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减负政策推行时所没有料到的，也需要考量。

江苏著名中学海安中学校长吕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骄傲地说：海安中学方圆几公里内没有培训机构，海安中学没有一个孩子会去课外辅导机构补课。因为海安中学根据家长与学生的需要，在学校里提供了多种机会，即便周六也可以选择到学校上学（据说不是强制的，是自选的）。

海安中学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示范。最大程度的减负，可能不是绝对地做减法，强制性地降低标准，而是在正确认识负担的基础上，实事求是，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文化，面对家长哪怕是不合理的、过高的教育追求，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最大程度地提供更多的选择，包括多学一点，多教一点，最大程度把负担降到最低。

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近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各地减负措施时所说的，推进减负工作必须保持定力，遵循规律，综合考虑各方的诉求，有增有减，把握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