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念好乡村治理“三治经”

好一幅江南初夏图！6月初，记者来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采访。一路绿水潺潺、荷叶田田，一幢幢小洋楼掩映青山翠竹间，健身操队、舞蹈队、门球队等群众文体队伍活跃在村头巷尾……

“余村变成现在这样，不容易！”村支书汪玉成边走边感叹。

汪玉成为何有此一叹？上世纪90年代，余村山坡上一天到晚开矿，漫天粉尘让人不敢开窗。要环境，还是要票子？村干部不论选哪条路，都有群众站出来激烈反对——村子发展遇到了难题。

遇到这种难题的，不止余村。农村要发展，难免各种利益诉求交汇、矛盾纠纷集聚。彼时浙江的部分农村，一定程度上存在法治意识不强、化解基层矛盾途径不多等问题。

出路在哪里？近年来，浙江多地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上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破解了一个个发展难题。

民主管村，村里的事商量着办

余村到底该走哪条路？2003年初，村两委决定“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数次召开村民大会后最终决定：关停矿山，抛去“石头经济”，向生态经济转轨。

决定一出，有些在外地没有参加村民大会的人不干了，气冲冲地要找时任村支书刘中华的麻烦。还有人在村里散播谣言：“村干部这么做，是为了私吞矿场留给自己”……

因为决定是村民大会集体投票做出的，谣言很快不攻自破。这也让村两委班子看到了民主管村的效果。 

老支书鲍新民深情地回忆：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酷暑到余村调研，他高兴地说，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是高明之举。

近年来，余村牢记嘱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坚持“三治结合”，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生动范例。

民主管村是“余村经验”的重要一条——每逢大事，村里要先听老干部、乡贤、村民代表的意见。

6月3日，记者来到村部，正好赶上村里开会。村两委召集10个老干部代表集体讨论两个议题：村里成立物业公司和居家养老中心怎样更好提供服务。

“成立物业公司想法好。但好事要办好，得有专人管。”赵万芳快人快语。

李志荣跟着说：“我也赞成成立物业公司，能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还能为村集体增收。”

“居家养老中心最好能给老人供餐。”陈长法提议。

鲍新民则提醒：“食品安全怎么保证，给多大年纪以上的老人供餐，怎么定价，这些都要考虑周全”……

大家挨个发言，中间有插话、有打断、有观点碰撞。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说，各位老干部的意见与建议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之后村两委将再开会研究，指定专人形成方案后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在余村，就这样，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村民在参与中真正成为村子的主人。

“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在宁波市象山县，历经10年探索实践，村民说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想说都能说，遇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

“近些年，农村新问题多，只要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基本上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在象山县旭拱岙村村支书葛聪敏看来，村民说事制度是个治村法宝。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村里各项工程越来越多，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岗位。在一次村民说事会上，有村民提出：“村里做小工叫来叫去就那么几个人，是不是村干部做了手脚？”

葛聪敏听后，觉得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会后，他连夜赶到负责工程建设的村干部家里了解情况，尽管得到的答案是那几个小工是熟练工人因而得到了长期聘用，但他觉得这事不能草草解决。之后，村两委召集村民召开“民工议事大会”，讨论、征求意见后制定了“做工五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有意向做小工的村民报名后按照所在小组排序，村里先后轮流安排做工。很快，“五项规定”顺利在村民说事会上得以通过。谈起这事，村民谢世良夸赞：“办得公平公正，大家都心服口服。”

“‘村民说事’有点像‘晒霉’，阳光会把霉菌晒掉！”葛聪敏感慨，“一开始，我担心‘说事’会给村两委‘添堵’，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说事’让老百姓明白，村干部清白，实际上是‘疏堵’的！”

眼下，在象山农村，无论大事小情，“有事，阿拉好好说”已经成为口头禅，借助“村民说事”平台，民意“零距离”，干群“面对面”，一起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和谐的“最大同心圆”。

依法治村，遇事找“法”成习惯

在浙江农村，“法”字随处可见。在余村，法治宣传户外大屏幕时常播放着普法节目；在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村道两旁、村中长廊等地，随处可见“酒后驾车违法纪，邪教赌博要严打”之类的法治标语。

建设法治乡村，浙江多地着力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推动村民树立起法治意识。司法、公安、城管、综治各线还与村委紧密配合，坚持依法办事，村里逐渐形成了“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氛围。

“自家地上想种啥就种啥，不违法”，这是前些年余村一些村民的想法，村民砍竹毁林、改种白茶的事件时有发生。实际上，私自毁林种茶会带来严重的山体滑坡、水土流失等问题，法律明令禁止。以前，村干部苦口婆心地讲，作用不大。现在，驻村法官李芳从专业的角度讲解：这具体违反了刑法、森林法哪些条款，以前有哪些类似的判例，很多村民都听了进去。

驻村法官帮助村民用法解决了一件件土地纠纷、旅游纠纷、劳动争议，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法”的力量，村民们的法治意识大大增强。

在象山，“村民说事”成为乡村法治的实践平台，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信访转向信法”。

涂茨镇推行信访说事会制度，邀请代表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乡贤、公安、法律人士等组成“和事顾问团”，依法评判上访人的诉求是否合理，共同解决问题。陈姓两兄弟因宅基地纠纷持续吵闹上访6年多，镇政府协调处理10多次不成，最终通过召开信访说事会，“和事顾问团”摆事实、讲道理、查凭证，两家人终于签订和解书，终止了信访行为。通过推行信访说事会，象山一批初信初访得以有效办结，一些信访积案也得以顺利化解，去年全县农村信访量下降了28%。

更多创新的法治力量在桐乡市农村涌现。前不久，在屠甸镇汇丰村的一农户小院里，一张小桌、几条板凳，一个“板凳法庭”开庭了。屠甸镇司法所副所长沈俊杰、派出所警官徐锡光、专职律师俞国锋、资深调解员姚慧敏、村干部王建发等组成了“评审团”，就村里一户农家乐老板与房东租金涨价纠纷开展评判。前期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所幸此次“板凳法庭”开庭，公安民警、专职律师、人民调解员分别从各自职能角度给出了处理建议。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友好地化解了纠纷。

“别看‘板凳法庭’简陋，但发挥的作用着实不小。它将法律服务触角延伸到农民家门口，村民很欢迎。”沈俊杰说。

为将法治推向基层，除了“板凳法庭”，桐乡市还创新性地推出了“法治驿站”“法律诊所”等接地气的服务组织，设立了镇、村法律服务团，每个村社都配备了法律顾问。他们除普法宣讲推动全民守法外，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为村集体重大决策、重要合同进行“法律体检”，成为依法治村的重要力量。

以德润村，文明乡风夯实道德底蕴

“哇！这里负氧离子有4万多个！”

“赶紧深呼吸！”

在余村文化礼堂前，一群群游客围着显示负氧离子量的电子监测屏纷纷赞叹。

村委会主任俞小平告诉记者，好生态是立村之本，余村空气好跟推行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双禁”密不可分。

过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传统习俗，余村是怎么做到说禁就禁的？俞小平介绍：村委提前介入，发放倡议书；设立“双禁”警示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提出“用锣鼓代爆竹，用鲜花换纸钱”等替代方案；给12户“双禁”模范带头户表彰；让舞龙队、腰鼓队、锣鼓队巡村增加年味；之后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将“双禁”写入村规……

因为移风易俗措施得力，从今年元旦起，余村再也没听到烟花爆竹声响。

建设文明新风的不独余村。象山县大力实施新乡村道德提升行动，对乡风文明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往，“人情债”一直是象山农民沉重的负担。普通婚宴办四场，每场席开五六十桌，一桌动辄三五千元，红包2000元起档……近年来，象山全面开展婚丧礼俗改革，给“人情风”套上了“紧箍咒”。政府主导的同时，各村纷纷成立红白理事会，将婚丧礼俗整治形成的好风气写进村规民约。黄避岙乡塔头旺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吴声达介绍，现在村民办酒席，都会请红白理事会上门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既宣传，又监督，现在婚丧事简办已被村民普遍接受。”

在桐乡市，道德评判团成为以德润村的排头兵。在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上百户村民因整村拆迁搬进了新社区，但部分村民老习惯不改，挖掉了社区绿化带，改种起了蔬菜，社区工作人员劝阻无效，非常头疼。幸好有道德评判团多次出面做工作，农户终于认识到了错误并主动改正。

越丰村的道德评判团，有村里的老党员、退休干部和村民代表共11名成员。因为他们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在评判陋习、弘扬真善美上，他们的话村民们听。几年下来，不少陋习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都渐渐得到修正，村里的风气焕然一新。

除了破陋习、树新风，推进农村德治，浙江还非常注重加强文化建设和道德引领。浙江很多农村都有比较厚重的道德文化底蕴，德治进一步夯实了这种底蕴，也使乡村治理赢得了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同。

“以文化人”，浙江很有一套。依托已有的旧祠堂、古书院、闲置校舍，很多农村建起文化场馆，过去单一传承宗族文化的祠堂，而今也变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殿堂。目前，浙江仅图书馆乡镇分馆就有894家、农村文化礼堂上万家。很多地方人有书卷气，村有文化味。

星级文明户挂牌亮户，这是余村一景。除了评选星级文明户，余村还每年评选表彰身边好人与新乡贤。“培育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等工程的持续推进，使得全村形成了学身边好人、做荣誉村民、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对此，余村村民胡加兴说：“人活一张脸，评上了文明户，当上了乡贤，很光荣，大家都更加注重自己的德行，村子就会越来越好。”

在浙江乡村采访，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里不仅富庶，而且和美。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浙江农民“念”着“三治经”，大步走在绿意金光的振兴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