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文化当家

守成和创新,不一定非要摆在对立面。就如同博与精,不一定是正负极的关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达,博与精,源于认识,成于功夫。

一本书合上时,是沉睡的;只有打开,它才醒来。

有一本书,百余年始终打开。这书看起来是“印”字的变体,当中镶嵌了个圆形的“商”字,下有一行“创于1897年”的小字。

商务印书馆的这个徽标辨识度很高,并做成立体式矗立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一座灰色小楼之顶。它以拟态的形式,向世人默默宣告并传递着书籍承载的意义:唤醒沉睡的知识和思想,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

书打开方可阅读,人走进才能了解。

单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名号,很容易将于殿利认定为出版商人。坐下来、阅读他的文字,窥探他的思想,会产生“这是学者”的判断。在看过他惯于引文注释的行文后,又会不断加深“他是历史学者”的印象。

出版人、学者这些不同的角色原本通往了不同的人生路径,于殿利为这些不同找到一个文化的交汇点———“历史和哲学社会科学最终指向人与文化,出版的直接指向就是人与文化”。

无论是自诩的历史“万金油”还是出版“杂家”,这位守候一份百年文化基业的当家人的人生体验,的确因文化的开阔绵展,增添了许多乐趣和意义。

守候经典

工作时间,总经理于殿利的办公室频繁有人进出,多是下属请示事宜、呈送待签批文件据条。坐在沙发上的于殿利,听人陈述时,仰头目视对方,听罢俯首修改签批。

俯仰间,面容上的从容舒展,和头顶的花白稀疏,不断变换出活力和沧桑的交替,不由令人联想到百廿之龄、依然不衰的商务印书馆。

比起火烧圆明园,商务印书馆的被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出文明悲剧。

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令人最为痛心的是,原名涵芬楼、号称东亚第一的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全部化为灰烬,这当中,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万多册,各地方志2600多种2.5万册,也尽数被毁。

“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出了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原因。

最初由几个排字工人集资开办的一个小小印刷作坊,缘何有这般地位?

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整理重要古籍,编辑大型系列图书等,放在今天来看,商务印书馆的这些举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百年前的晚清至民国,这一举一动,都开了当时时代之先河。

新学之前,中国人读的都是古书,像《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蒙学读物,或是专供科举考试之书,现在的科学知识一概没有。

商务印书馆按照现代学术科学当中的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分科编撰新式教科书。冰心回忆,她4岁时开始学习商务印书馆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存在,需仰视才见。”

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体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上。中国教育现代化,从此启程。

百廿年,时代更迭,社会巨变,出版的本质从未改变。出版的本质在于图书所传递的知识、知识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如何用这些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

何为经典?对天地、宇宙万物长期的经验和认识积累,帮助人类创造出第一批富有思想和智慧的文字之书。放在当下,就是体现当下最高学术水准、将来能成为反映当下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之作。

已知天命的于殿利更知晓人性弱点,“通过知识和思想帮助人类克服弱点,让长处发挥到最大程度,正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聊至兴起时,一直沉在沙发里的于殿利霍地一跃而起,找出谈起的那本书,手指在书中的句段上,兴致很高地诵读。诵读间,敲门声再次响起,他只得停下急切地先应答“进来进来”,又接续着被打断处兀自念下去,待全部念完后,发现那人在等候,又转而去处理那事。

不止“换换脑筋”

回想当年踌躇满志到商务印书馆应聘的经历,于殿利禁不住开怀大乐:“真不知道简历里哪句话能用得上。”

1990年毕业后,本想到图书馆工作的于殿利拐了个弯,联系了商务印书馆。他自己琢磨:既然到出版单位做编辑,有点类似的工作经验也许更好。便特意在简历里写上“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报主编”。不经意间还草草留下了一句:“学过两年拉丁语。”

正是这不经意的后一句,成为于殿利入馆的最大理由。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是商务最为知名的丛书品牌。而在翻译过程中,英文译稿的注释里常常夹杂着希腊文拉丁文,较少有译者看得懂,但商务印书馆又不允许删减注释,就需要译者抄录下来,由编辑再找人翻译。如此,“编辑最好能懂拉丁文”的期许和“学过两年拉丁语”的现实,促使于殿利成为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的一名编辑。

而这段外语的学习经历,于殿利又受益于一位大家。

林志纯,笔名日知,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者。上世纪80年代,林志纯先生看到,很多中国学者由于不懂外国古文字,在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只能跟着别人走,看别人翻译的书,如同嚼别人嚼过的馍,如此难成大家。

研究世界上古史,既需要分工的专门研究,又要求具备坚实的古文字功底。林志纯先生多次联合其他专家奔走呼吁,1984年,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世界古文明史研究所,1985年开办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

班里的学生,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这6所大学的历史系或相关文科系学生,通过考试选拔。

“每校招考2至4名,考的是英语和世界古代文明史。”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大三的于殿利报名参加了考试,考取后又就读了两年。

“班里也细分了三个专业: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选择了亚述学的于殿利,又自主选修了拉丁文课程。

每年会有3至4名外国专家给这个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学。这项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举,开创了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事业,也开启了于殿利的治学之路,给了他不一样的认知体验。

毛泽东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换换脑筋”也许不无玩笑之意,却道出了学习外语或用外语学习的本质,换一种逻辑思维方法。

于殿利说,这就好比是对原来思维和知识的一次补充和完善。“读外文书的感觉和读中文书一定是不同的,不仅在于字形和字体,更在于逻辑与思维。”

说起其中的精妙,于殿利形容好比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以后,事物的微妙之处、事物之间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以及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就进入了人的意识。”

语言是承载文化的交流工具,文化通过交流,才更有生命力。

作为读书人,无论所学多么“中国”,把“中国”传播到世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做学问应有的最高追求。进入国际讲坛,才能受到全人类智慧的滋养,才有机会成为影响全人类的人。

“读书人当有此志。”于殿利也在此列。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于殿利反复说,出版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编辑同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出版与学校教育不同,甚至可能比学校教育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诉求。”

百廿年间,严以千计,宽以万计,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金说过:“我是五四的产儿,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胡适曾评价:“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

而从于殿利的历史学者眼光去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教育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兴起,当苏美尔人发明了学校教育的时候,他们开始把楔形文字刻在泥板文书上,供教师教授学生之用。

这种教育与出版的最初关系,印证了于殿利的一个观点:“出版从诞生那一天起,和教育就是一对孪生子,出版服务教育,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是一样。而离开了出版业,教育也几乎无法开展。”

将出版与教育相提并论,并不是于殿利的“专利”。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等职,愿意到当时还只是一家印刷小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创业,只是因为他和另一位创始人夏瑞芳英雄所见略同:“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贫弱时,教育能救国。昌盛时,教育可强国。

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以学术为主,硕博时于殿利读到的很多书,都出自商务。而喜欢把教育和出版相比较,也因为于殿利深受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影响。

“在北师大里,教育是主线,所有系都要上教学法这门课,还有教学实习。”浸渍于如此浓厚的教育氛围之中,于殿利怎么也会受到点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存在百年、为时代长久需求服务的文化机构。受益于这文化“两百”,于殿利对家国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

“从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文化强国,强的是什么?”“强的是人。”他自问自答地阐释了“在社会竞争中,人的思想、人的知识、人的技能和人的道德观念,是最核心的”这一观点。

我国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于殿利视文化为重要标志,却也看到它的洼地在偏远乡村。

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心”,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乡村阅读中心里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品图书,配备有5000至10000册,还会培训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活动。“我们在四川汶川映秀镇有个乡村阅读中心,整晚灯火通明。”于殿利说,原来那里是党员议事的地方,现在有了书,好多孩子都在那里看书。

博与精

商务印书馆目前的性质是企业。面向市场,是企业最忠实的站位。可到底市场在哪儿?不同的企业家,有着不同的理解。 

“必须把市场根植于国家的需求、民族的需求和时代的需求上。”于殿利的话听起来有些高调,但他的确是经过实践取得过成功。

2012年当选为十八大代表的于殿利,正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取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表述甫一出现,凝神静听的于殿利心中一动:“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个以前从未提到的新词。”

文明发展到现在,吃饭穿衣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该考虑生产方式的问题了。于殿利由此判断,图书出版更要反映当下社会状况。

从政治中得到启示,其后四五年间运用于实践,以《发现之旅》为代表的一批图书创立起新的自然、博物学图书的商务品牌,目前,仍是国内市场引领者。

守成和创新,不一定非要摆在对立面。就如同博与精,不一定是正负极的关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达,博与精,源于认识,成于功夫。

“不同方法认识世界,达成不同的目标,就变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于殿利辩证地说,“所有学科又相通,因为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每个科学因自己独特的价值受到重视、尊重和喜爱,又不可避免有自身局限性。”他的结论:了解其他相关学科,是打破局限性最好的方法。

商务这样的学术重镇对自己的编辑要求严格:做编辑也得做学问,成为学界同仁。于殿利记得,“我做编辑时,要想参加学术会议,得提交论文,才有资格拿到参会入场券,回来后还得写学术报告和总结。”

在剖析读书的博与精时,于殿利习惯性采用“无一字无出处”的学理考证方法,正是他的精通。精一门,而后博。

“博士看着挺灵的,不是个书呆子。”一次馆内的工资改革研讨会上,于殿利作为年轻编辑代表去参会。快要结束时,他讲了一通,给好些人留下了印象。

1995年,有着最新市场理念的新领导一到任,决心从专业人才里选派经营干部,好些人就此举荐了于殿利。这位“中国第一位发行博士”在1997年被北青报大幅报道过,一度引领业内浪潮。

做发行工作,于殿利用的也是学术思维方法。先后攻读了对外经贸大学MBA、哈佛商学院AMP课程,饱读中不断实践,不同渐成贯通。

学者、出版人和管理者,三者开始在一个层面上产生了部分融合相互滋养的效果,专业帮助了职业发展,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职业又促进了专业研究。

看似千差万别,实则阡陌相通。“根本都在社会这条大道上嘛。”于殿利经常不自觉地互为材料互为方法地使用,“我就一个脑子,装在一起很容易混台,混得清楚,就是通。混得不清楚,就乱了。”

于殿利所掌管的企业,同样是社会土壤的一个细胞,扎根其中吸收养分感知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辞书编纂出版出现了创新乏力、质量下滑等情况。有馆内多年工作阅历的于殿利深切了解这与人才缺乏有关,根本是科研考评体系导向力不足。今年两会他提出《将辞书编纂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的提案建议,期待改变辞书编纂者付出长期艰巨劳动、却得不到学术认可的现状。“问题往往来自于生产和生活实践,政协委员不仅要从书本中学,更要在实践中学。”

问及各种材料、方法混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一些话一些文字就自己顺着嘴边溜达出来啦。”说完,于殿利自己先乐了。

匮乏的馈赠

生长在黑龙江乡下的于殿利直到13岁,才开始对城市有了憧憬,模糊的情感在少年壮志上却也算是目标清晰:“我怎么也得考上个什么专吧。”

于殿利的家庭里,当时也看不出爱读书的传统来。农民父亲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朴素地抱定一个理:一个爱学习学习好的孩子咋也比一个未成年劳动力更有出息。

于是,在父亲“第一名是谁”的追问中,于殿利稳居各种考的“第一名”。对于学业的规划,他很早显露出善于规划的“精明”。

刚上初一,瞄着“考上什么专”的于殿利,跟父亲商量:“那就得上五常实验中学。咱这个乡里,已经好几年没人考上那高中了。”他不知从哪儿听说,河对岸的吉林省青山乡于家小学,“文革”后复课更早,教得更好,他的一个堂哥在那里当校长。

听明白后,父亲马上应承:“那好啊,我去河西跟你哥说,住你大伯家。”吃完饭,他骑自行车过河去,傍晚就回来了。“妥了,下星期就可以去上学了。”

后来,从五常民乐朝鲜族乡考上五常实验中学的仅有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于殿利。

今天,互联网早已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儿童。于殿利以过来人发出严肃告诫:“你们和你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如何科学地看待和对待手机。”虽然他自己也用手机获取资讯,但对于阅读,于殿利寸土不让地坚持“读纸书”。扬了扬面前的手机,态度异常坚决:“这个,不能代替阅读。”

尽管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个学期,发语文课文后的第一件事是跑回家一口气从第一课读到最后一课。但书籍的匮乏,还是给于殿利留下了自觉“文学修养弱、词汇量不丰富”的遗憾。

“不怕你笑话,我都是通过看连环画,了解文学名著的。”直到上大学,于殿利才得以补看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中的几部。

随着专业深入和阅历增加,于殿利读书一直偏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名著。最近,他在读《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是商务印书馆编著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中的一本。“快看完了,还剩几页。”

从去年开始,于殿利看经济学书籍变多了,“主要我现在做一个课题,要出三本书,其中一个是从商品角度介绍图书是什么,通用性是什么,特殊又在哪儿……”

在看过的书页中,一些字段上有五彩荧光笔标注的痕迹,旁边有黑笔批注的主题,通常就是三五个字。这依然是学术需要援引原文,带给于殿利的写作“后遗症”:“无一字无出处”。 

的确,于殿利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最珍贵的是独立思考后的思想表达。“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就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