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定真：天有不测风云？

◆朱定真简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九三学社中央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象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农历三月三，草长莺飞，春意始浓，“文革”后扬州城第一次开放集市。猫了一冬天的人们都在这天走上街头，妇女们张罗着给家里置办些生活用品，孩子们慌着看热闹买糖吃，叫卖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好不热闹。

谁知老天爷突然发威下起大雨，人们落荒一样散去，好好一场集市以一片狼藉收场。来不及回家的乡亲们躲在屋檐下咒骂：“哪个兔崽子报的天气，也太没个准了，不是说好的晴天吗。”一旁的小伙子缩在角落里耷拉着脑袋，大气都不敢出，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兔崽子”———当天的值班预报员。

时间倒回到2015年，一场强台风即将登陆中国，央视新闻安排连线气象专家进行解读，眼看着直播时间就要到了，却不见人影，急得电视台的人直跳脚，原来专家还在开业务研讨会呢。

只见他从会场上出来，边走边换衣服，一路小跑赶到演播室，人刚坐定，气儿还没倒顺呢，连线就开始了，面对着大屏幕上的大气云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着专业讲解，信手拈来一般，不见丝毫紧张。只有现场的人知道，其实他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也是刚刚才看到那张云图，没有比谁早一秒。

前后30年，经历了气象万千，有谁能想到当初那个“报不准”的小伙子就是今天这位气象专家，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

坚守最令人“遗憾”的职业

1978年的夏天格外热，和天气一样热的还有补习班里学习的热情，恢复高考的消息让年轻学子们的心再次躁动起来，朱定真也在其中。不过，他是拿着朋友的听课证混进来的，只能小心地坐在最靠边的位置，认真记着笔记，讲台上老师讲的内容，他一个字都不敢落下，作为待业青年，考大学是他留在城里的唯一机会。

高考后，朱定真如愿拿到了南京气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气象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

气象行业里有句“名言”：天气预报员是世界上最令人遗憾的职业。报得准，没人会记得，可报错一次，会被人记十年。

毕业后朱定真被分配到扬州气象台，按理说，他大学学的是气候专业，最对口的是去资料科工作，“我想干点有挑战的事情。”朱定真心里憋着一股劲，硬是选择了“高风险”的预报科。

说是预报科，可并不只是当预报员那么简单。一份气象预报的产生要从测报员观测数据开始，然后报务员将数据发送至上级气象台，接下来填图员综合收集到的数据绘制图表，最后预报员根据图表分析预测天气。地方气象站里本来就没几个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得身兼数职，测报、发报、填图、预报，样样都得拿得起来。

尤其是测报，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的工种，去百叶箱里观测一下数据，记录下来就行，可也是最熬人的。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可参考性，全世界的气象数据都是统一采用格林威治时间观测。

守时是对测报员最基本的要求。就连朱定真自己都开起玩笑：“我们谈恋爱是最守时的，绝不会迟到一分钟，但也不会早到一分钟。没办法，职业习惯，到早了也不能观测，晚到了就是事故。”

那个时候，朱定真的生物钟都是乱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就是闹钟。宿舍里一会儿测报员该去观测了，一会儿填图员要去绘图了，一会儿预报员又该上班了，闹钟声此起彼伏，俨然一首交响曲，谱写着气象人的青春与理想。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测报、发报、填图都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了，全部由机器直接自动生成，预报员这项最需要经验与综合分析能力的工种，成了人脑最后坚守的阵地。这两年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广，天气预报似乎也不再是人脑的专利，大有被机器全面取代的趋势，难道气象人未来都要下岗？

“不可能！”朱定真斩钉截铁地说，“预报员就像大脑，指挥着计算机为我们服务。所谓的人工智能，也是基于计算机科学与气象科学的结合，而天气情况千变万化，很多规律至今还没有被掌握。”说到激动处，他还会用手不停地敲着桌子，“人工智能能做的只是依照已知的气象规律进行分析预测，它可能比预报员更快、更稳定，但它无法自动发现规律。这才是预报员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否则天气预报只能止步于此。当然智能化的普及肯定是好的，它大大降低了重复劳动，让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专注于复杂天气的预报和研究。”

永远追求完美

阳春三月，阳光正好，坐落在瘦西湖边上的扬州气象站，宿舍区里晒满了被子，春风吹过，仿佛万国旗一般随风摆动，而这场“彩旗秀”的总导演就是朱定真和他预报科的同事们。

因为只要他们晒被子，整个大院都会跟着晒。

天气预报本就是基于数据的概率分析，而天气的形成很复杂，影响因素太多，这也就注定了预报只能是一个概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预报员就成了一个永远追求完美的职业。

即便如今已经是气象专家，朱定真依然忘不了当年灰头土脸躲在屋檐下避雨的场景，为的就是不断鞭策自己。

恶补气象知识，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凭着身上那股钻劲儿，渐渐地，朱定真也成了业务小能手。

曾经他报的天气同事们都要打个问号，不知不觉，他已经成了大家的晒被“风向标”。

“那个时候我还是挺有社会地位的，经常有人‘走后门’，结婚挑日子，托我看看那天会不会下雨。”一边说着，人也愈发得意起来。

“做就好，不要计较那么多。”朱定真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1991年，他以全票通过的方式获得了江苏省仅有的一个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交流学习的名额。

那时候，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几乎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人们的目光不会在他的身上多停留一秒。一天，办公室的打印机坏了，大家只能先干别的，等厂家来修，没想到朱定真过去，两下子就修好了。美国人不禁投来异样的目光：

“你们中国不是连电脑都没有吗，怎么还会干这个？”

“这算什么，这在我们平时都是小菜一碟！”

朱定真不是在吹牛，他会的远不止这些。气象是最早应用计算机的行业，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可编程计算器。正是因为站里人少，大家都被逼得一专多能，从自学BASIC编程语言，到后来的FORTRAN、C++，硬生生把一个外行人变成了计算机高手。

更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朱定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学会了他们正在使用的计算机语言，并用它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个飓风路径预报检测程序投入业务应用。

从此，美国人的目光再没从这个小伙子身上离开过。

朱定真在美国的工作就是研究台风，恰巧这期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强的安德鲁飓风登录，让他惊讶的是，这么疯狂的一场台风横扫过后，仅仅死亡27人，他们在防灾减灾方面有一套完备的应对措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远远达不到的。于是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把这些都学回去”。

再看看如今我国的灾害应对能力已跃居世界一流，美国人甚至要反过来学习我们的经验，这一张张成绩单中，有每一位气象人的功劳。

离开美国时，朱定真的研究成果被直接并入当地飓风研究中心的主要业务预报系统使用，研究中心为了表示对他的肯定，特意授予他重大贡献奖。此时美国人再看他，只有一句：“中国人，厉害！”说起这些，朱定真难掩得意之情，背挺得直直地靠在椅背上，不时挥舞着手臂，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感觉。

带着这股从太平洋彼岸来的“副热带高压气流”，朱定真回国后升任江苏省气象台业务副台长。从一线预报员到业务副台长，这条路，朱定真只用了10年时间。

除了预报天气，还能不能做点别的？

南京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一到夏天，简直就是一个巨型蒸笼，苦不堪言，因此也成了中暑高发地。中暑本不是多大的事，只要治疗及时，很快就能恢复。可南京的大小医院还是经常被中暑病人打个措手不及，要么人手不足、要么没有床位，病人多时甚至连降温的冰块都无法满足供应，导致一些危重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朱定真琢磨着，中暑，这分明是跟天气有直接关系的事，身为气象人，他得做点什么。以往大家都是各学科研究各自的领域，每个人想的都是怎么在自己的领域内做“专”，彼此很少有交叉，更不会想跨界，做“广”。

朱定真跨界的第一步就是和医卫界开展合作，研究天气与疾病的关系。摸清楚规律后，1998年，他首次尝试在南京发布中暑天气指数预报。

这样一来，医院只要一看到指数升高，就可以提前做好预案，调整值班人员，预留床位，准备相应急救药物。政府及时增加洒水车等防暑降温措施，市民也可以根据指数高低，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带来的是南京中暑死亡率明显下降。

再说说这两年最让民众揪心的霾，天气预报里也相应多了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这也是气象台与环保部门跨界合作的产物，不过它的诞生要曲折得多。

从技术上讲，空气污染指数预报并不难，环保部门负责监测污染物排放，气象部门负责预测大气环流变化，也就是污染物扩散条件，两方数据综合分析，就能得出空气污染指数。

难就难在人心。现在大家几乎是谈霾色变，这个指数一旦发出去，有些人担心会将社会怨气引上身，别人躲都来不及，气象局何必要抢这个烫手的山芋？

“必须发！”朱定真急得直敲桌子，语调提高了8度，“不发是对民众的不负责任！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一听到霾天气出现就会减少外出或是戴口罩，如果不发了，很多人会误以为空气没问题，10年20年以后如果证明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大量出现，百姓是会来追责的。”责任！责任！是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个词。

现在我们再看天气预报时，对各种指数预报已经习以为常，殊不知改变背后是气象人的执拗。

“被逼”出来的科学传播人

当了副台长的朱定真不仅要负责气象预报工作，其中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抵挡”记者和电视台的采访。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对媒体的意识还停留在“躲”，总觉得他们是来挑刺的，一有重大活动或是天气没报准，他们总是第一个找上门来。

这不，有一次，台里的电脑被雷击损坏了。乖乖，气象台被雷击，说出去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还没来得及处理事故呢，记者们就一窝蜂赶来，轰又不能轰，躲又躲不掉，朱定真只好硬着头皮接待。

一采访就出现问题了：“我讲的都是专业，记者听不懂，回去写的稿子不对，登出来，我就要挨领导骂。后来我就用大白话跟他们解释，这回记者懂了，写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也能懂，可是专家又不干了，批评我说得不严谨。”说起来朱定真也是满肚子委屈，受着夹板气。

“不行，得换个说法！”既要想办法科学，又要想办法普及，从此朱定真“被逼”着走上了科普之路。

采访之前，记者有幸去听过他的讲座，没想到现场一度有些失控：

“为什么北方这两年霾少了，但是南方的霾好像越来越重？是被风吹过去的吗？”“汉中的夏天太热了，能不能把秦岭凿开一条缝，让北边的凉风吹进来？”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怕轮不到自己，前一个问题刚回答完，还不等主持人点名，就急着站起来，更有甚者连麦克风都来不及拿，直接大声开问。结束时大家不是散场离开，而是一股脑儿地朝主讲台涌去，把朱定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继续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个不停。

这才是科普该有的样子。

相比科学普及，朱定真更喜欢用科学传播这个词。普及很多时候意味着“我上你下”“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而科学传播是平等的，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肚子里的东西很多，讲什么？怎么讲？听众的口味可不是那么好调的。

朱定真的秘籍就是讲座最后的答疑环节，这已经成了每场活动的规定动作。除了更直接地让听众知道他们最想知道的，还可以通过不断互动，及时掌握大家的口味：变着花地出新菜，讲座想不火爆都难。

朱定真还有一个习惯，讲课前一定要问清受众是谁？“这个很重要，我得对听众负责，一稿通吃的事我可做不来。”

有一次他受邀到江西为小学生做气象知识讲座，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几乎清一色的留守儿童。孩子们生在大山、长在大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望向他的眼神里透着胆怯和羞涩。

朱定真索性把准备好的PPT丢到一边，和孩子们做起了问答游戏，从几个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气象小常识入手，一步步挑起孩子们的兴趣，现场的气氛从冷到热，再到热得发烫，孩子们的兴趣被彻底点燃，提的问题令人脑洞大开，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孩子。

此刻，被孩子们围在中间的朱定真已不再是科学家，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这种寓教于乐的讲课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下课时间一推再推，一直推了1个多小时。

在朱定真看来，科普的意义并不在于一次传播了多少知识，而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科学的种子，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情，这是可以享用一辈子的。

去年，中山大学特意邀请他为气象专业的大一新生讲课，与其说是新生第一课，不如说是“劝降”课，原来这个专业里大部分学生都是调剂来的，报到时噘着嘴、不情不愿。

朱定真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气象的，一种是不了解气象的。

这次讲座，朱定真的讲课方案就变成了告诉他们气象的世界有多精彩，气象的天地有多广阔，如果把气象科学学好，将来大有可为，不论是搞经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离不开气象。激起大家对气象的兴趣和认同后，他还特意留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要靠同学们了，靠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

2015年朱定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感受，他只是淡淡地说：“做的时候没想过要奔着奖去，只是出于本心的，做就好。”

政协委员里的“新生”

“根本没有雾霾这种东西，只有雾或者霾。”2018年两会小组讨论时，朱定真以一段关于雾和霾的科普发言惊艳了全场。

“如果只从能见度看，雾和霾都会降低能见度，但如果细分，雾本身并不脏，城市里的雾脏是因为里面掺杂了污染物，海边的雾就很干净，而且太阳一出来，雾会散，霾不会。”他还不忘俏皮地补充道：“如果大家实在习惯了用两个字，可以叫‘灰霾’更接近‘霾’的本意。”

朱定真的发言不仅让委员们感慨长知识了，还引起各路媒体的骚动，一时间掀起一场“雾·霾”科学大讨论。

从那之后，国家文件中不再有“雾霾”这个提法。

其实这些都是朱定真“蓄谋已久”的。每年两会绝对是中国人的大事，媒体云集、百姓关注，委员们说了什么？提了哪些提案？经常是这边刚说完还没散会呢，那边网络上就已经传开了。

“决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朱定真思忖着，“你改不改是你的事，但说不说是我的责任。”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前，朱定真曾担任过两届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明星”了，带去的提案不仅多，质量还高，连续5年获得优秀提案。10年的基层履职经历让他对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应该再熟悉不过，可朱定真却说自己只能算全国政协的大一“新生”，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原来关注的更多是我能为气象做什么。现在到了全国政协，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委员，经常听国家政策解读，参与更深入的全国调研，不知不觉开始跳出气象的小圈子，想的是我能用气象为国家做什么。”他这分明是在给自己提要求。

一次朱定真参与全国政协组织的“三农”工作会议，会上委员们与各部委的同志激烈讨论。大家都在提产业布局、种子培育等问题，有些农作物主产区还提出希望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每个人都在从自己专业擅长的角度积极建言献策。朱定真听着听着心里隐约有些不安，大家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气候变化这个因素。

回去一查资料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严重，上一次《农业气候区划》还是上世纪80年代。30年间，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云南为例，因为气候变暖，种植香蕉的区域已经明显往北扩展。还有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的夏玉米，1971年至2000年，我国夏玉米种植的最适宜区面积平均为3624万公顷。如果全球升温达到1.5℃阈值，夏玉米种植的气候最适宜区面积将变成500万公顷左右，平均值缩减86%。在气候变化已经是定论的背景下，国家在做农业产业布局时如果忽略了这个重要因素，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带着气象人的责任感，朱定真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开展第三次农业气候区划工作的提案。再次引发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网特意将其放在两会专栏头版位置报道。朱定真感慨：“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尽自己的义务，用自己的专业为国家着想。”

细数一下，去年朱定真一共参与了14次全国政协组织的各种调研以及协商座谈会，履职档案不可谓不丰富。每一次参与都是因为对政协这个平台的珍视，希望通过不断地接触、学习，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从预报员到气象专家，再到科学传播人、全国政协委员，朱定真在多个身份之间不停切换着，前一秒还在谈科普，后一秒已经转到了履职，脑子里像装了一个开关，只需轻轻一按就平滑转换。

再看他的办公室，几排书架都被塞得满满的不说，挺大一张桌子，硬是被书占去了大半，堆了一摞又一摞，除了气象专业，还有很多农业、地质灾害等其他专业的书籍，记者随手翻开一本，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勾画的重点，这些笔记见证着朱定真的付出和努力。

采访时正值3月，路边的玉兰花含苞待放，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春装，享受春日的惬意。许是知道记者要去气象局，当天突然断崖式降温12度，忽如一夜冬天来，乖乖穿上棉衣。

朱定真笑着安慰记者：“春天孩儿脸，一天变三变。这就是春天的特点，冬季一次冷空气要持续很长时间，春季一次降温过程通常也就两天，很快就回暖。”

记者将信将疑，回去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春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