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杨扬: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整个运动生涯里,共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
转型,虽是成长的契机,也必要经历痛苦的过程。于运动员,更是如此。
但杨扬说,蜕变,本就是运动的意志。
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获得者,引领一个时代的“奖牌收割机”。23年漫漫运动生涯,59个沉甸甸的世界冠军。
这,是荣耀加身的她。
退役后学习英语、攻读学位,绝对优势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界滑联125年来第一位女速滑理事,中国奥运代表团第一位女旗手,中国第一座市场化专业滑冰馆创始人。
这,是优雅转型的她。
发起“冠军基金”公益项目,为将退役和退役运动员进行就业培训、指导,挺孕肚奔波申奥,在申办成功后又马上投身于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围绕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和青少年体育发展不断奔走呼号。
这,是对体育大爱的她。
身份和成就在不断变化,秉性与习惯却始终如一。
“赛场上,我们实现了为国争光的价值,赛场下,我们同样可以发挥专业技能,为国家的发展作贡献,实现我们的个人价值。”
这是承诺,更是方向。
“断层”之殇
呼唤播撒运动的种子
青少年体育培训体系出现严重“断层”,是政府和社会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必然结果。国家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投入到体育发展尤其是青少年体育中来,而退役运动员无疑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让大批退役运动员融入青少年体育教育之中,使他们成为播撒运动的种子。这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在现实情况下,还面临诸多门槛。比如教师资质的取得,就让一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记者:6年前,您在上海创办冰上运动中心。一边当着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边教小朋友滑冰,很“接地气”。经过几年的实践,您对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有哪些体会和认识?
杨扬: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所在的冰上运动中心也曾组队参加过全国青少年冰球U系列比赛。以冰球为例,北京的校园冰球非常好,校际联赛2018年就有105所学校参加,但只有11所是中学,还包括两所国际学校,可见小升初后缩减很大。北京第一批打冰球的孩子当时纷纷出国打球,就是因为国内没有比赛和环境。可是,毕竟不是所有爱冰球的孩子都能出国,割舍,成为很多孩子的最后选择。
如今80后、90后家长很重视体育活动,孩子们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参加了很多体育活动。但一到十二三岁,因为高考指挥棒等种种原因,这些孩子便很少再参加体育活动。要知道,这个年龄正是有天分的孩子可以再往上迈一步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出现“断崖式”下滑,无疑将会对体育运动普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校园体育文化营造,学生素质教育等造成潜在负面影响。
这次两会,我就带来了一件提案,呼吁相关部门尽快从中学阶段把校园体育联赛建立起来,让小学与中学,甚至是大学相衔接,打造完整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为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记者:这个赛制的建立或者类似平台的打造,除了体育和教育部门的努力,是否社会化的体育培训机构也应该参与其中?
杨扬: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现在社会化的体育俱乐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我觉得是个好现象。我坚信社会化的俱乐部也可以培养专业体育人才,比如我们中心,参加过全国冰球U系列比赛,也参加过短道速滑比赛。我们有9个孩子进入了短道速滑国家青年队和跨界跨项队伍,一个队员还进入了国家集训队,跟奥运冠军武大靖一个队伍了。
传统的体校有自己的培养规律,而多元化的社会体育学校、俱乐部丰富了体育学习、培养方式,我认为未来这些体育学校将会成为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一个有益补充,将承担起竞技体育人才发现、培养、推荐的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家长不愿把孩子送到原来意义上的体校,但又希望孩子能从体育运动中学到合作、拼搏的理念,强健体魄,因此,社会体育学校是未来青少年体育的一个发展方向。
记者:体育培训是对专业化水平要求比较高的行业,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您认为最适合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哪一类人群?
杨扬:运动员作为对体育最有感情、最了解专业运动项目的一个群体,是开办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最佳人选。
一方面,大部分运动员在退役之后都更愿意选择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发挥运动员专业优势和影响力,推动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促进体育培训行业的培训质量和正规化。
多年来,专业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互不兼容。虽然近年来体育回归教育的呼声甚高,教育系统内部也意识到体育的不可或缺,但合格的师资(教练员)又成为软肋,“你的体育是数学老师教的吧”虽然是句玩笑,也透射出体育教育的无奈现状。具备足够专业素养的基层教练短缺,成为制约学校体育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的瓶颈。
让大批退役运动员融入青少年体育教育之中,使他们成为播撒运动的种子。这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在现实情况下,还面临诸多门槛。比如教师资质的取得,就让一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面对这样的现状,以社会化形式存在的民间体育俱乐部等形式,则成为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平台。中国体育正面临转型发展、拓展多元社会功能的重要转折,打破竞技体育过于封闭的体系,激活民间力量的参与已成为共识。众多民间体育俱乐部的出现,对于引导退役高水平运动员与日渐高涨的民间体育需求对接,有着积极的探索价值。针对大众所需,运转方式灵活,有效解决现实矛盾,这种形式的普及,成为专业体育“接地气”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因此,我期待有更多的专业运动员加入进来,不仅给孩子们更丰富的体育运动的选择,也为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提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