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入新活力，致力做国际社会“架桥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外交有其历史烙印、政治根基与延续性，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的外交政策主旨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形成了“四大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它基本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辩证法与政治特色，即中国外交是全方位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追随任何一个集团或大国，以是非曲直来决定国际上各种问题的立场；中国外交奉行与捍卫以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为权威的多边主义；中国对外关系奉行不结盟、只结伴，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手段解决争议与冲突。

应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相关政策、实践是在此基础上的总结与升华，是根据中国国际地位、“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发展而拓展并集大成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重要思想可概括为10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四个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保持战略定力和适度的灵活性，探索合作共存的新路径

“大国是关键”，在语义上就是决定性的。抓住这个关键，中国外交就能游刃有余，就能掌控总方向。最初，“大国是关键”重在关注大国间关系的重要性，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命题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与提升。

首先，要以我为主，以大国的理念、思想、气魄、眼光、风格、手段来经营大国间关系。在开展大国外交过程中，要传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进而以这种价值观来塑造、引导大国关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相互尊重、文明对话、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纳入大国关系中。

其次，双边大国关系的核心仍然是中美关系，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大与第二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二者之间的“一笑一颦”“一竞一合”，将给全世界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中国需要运用战略智慧、耐心、对话、艺术的手法谨慎处理这一关系。

但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必须相向而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目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稳定性、挑战性有所加剧。对此，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惧高压、敢于交手，在斗争中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安全、发展利益；同时，要利用矛盾、抓住机遇，保持适度的灵活性，探索新时代合作共存的新路径，争取共赢。

再次，大国关系不仅仅是中美关系。我们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大势，要看到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退群”等反全球化的共同立场。实践证明，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的发展可以与中美关系形成积极互动、相互制衡的复合多边形大国权力结构。通过巧妙把握与运用这种多组大国关系，既有利于外交斡旋与调控的空间扩大，也有助于牵制美国滥用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

“周边是首要”，表明在处理对外关系的优先次序上，并不次于大国关系。单从结构性影响与地位上来看，周边没有大国关系位阶高，但周边是中国利益延伸区、威望覆盖区与战略缓冲区，理应处理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不能与邻邦建立良好关系，没有获得邻国的战略信任，其外交就不是成功的。周边关系经营得好与坏，将决定我们是否有一个稳定和睦的邻邦关系与发展环境，也是测试大国威望、影响与辐射力的基本指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物理与制度空间。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就是通过改善我们同邻国打交道的态度、方式、政策、利益来落实的。其基本原则是诚心诚意地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要包容周边国家的宗教文明、政治制度与不同的政策，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达到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的目的。

当前，周边外交的重点是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引导周边国家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由于“一带一路”的推进，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实质性改善。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中国企业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300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增长、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带动东道国就业近30万人。

打造新兴国家可以主导、反映多种文明与利益的新制度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主要有三层意思：

其一，强调在开展所有外交工作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定要明白“中国是谁”的问题。每个国家在国际上都有一个国家政治类别与制度的立足基础，这是一种身份约束与政治归属。没有归属与战略游移不定的国家，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或者至少在关键时刻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支持者。

其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的国家概念，但也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语境下的一个特别政治选项。西方国家一般指工业民主化国家，非西方国家中有新兴国家、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国家与较不发达国家，其政治制度是多元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思维、行事方式及其价值标准来评判是非曲直，而要积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事务。

其三，中国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超越市场功利性的合作，需要在道义上给予发展中国家各种同情与支持，帮它们发声、为它们争取利益。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公平、更合理、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多边是重要舞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这是中国外交方针的一个重要指向与原则，即奉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与强权主义，坚持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反对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要有主动有为与合作共赢的精神，承担全球治理等国际责任，参与国际事务的协商，参加国际制度、规则的制定，捍卫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的权威。

第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在国际组织等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发展问题，提出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可操作方案，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争取利益与公道，抵制少数大国把持多边组织与机制的运作。

第四，多边主义而不是军事同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与基础。作为多边主义的象征，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主动、建设性地参与调停解决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

第五，要创建新平台，打造新兴国家可以主导、反映国际社会多种文明与利益的新多边制度，逐步改善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国际体系。

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是国际体系的支柱，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实践的平台。同时，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出现，一系列新的全球与地区多边机制应运而生。它们是战后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补充与发展。中国在这些新的国际与地区组织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中国话语、方案、风格来引导成员国制订适合地区与各国利益的经济合作与治理、非传统安全合作计划。

中国创建亚投行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主要目的是提升体系内的公平、平等、均衡性，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治理架构和利益分配更为平衡合理。我们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行国际体系，给利益与权力固化的国际金融体系注入新的要素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致力于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侵略、欺凌与宰割。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是因为受过被侵略的苦、尝过被半殖民的屈辱，中国才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强调无论国家大小均平等相待。

国际社会是一个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虽然国有大小之别、实力地位有高低之异，文明具有多元性与多样性、政治社会制度各有千秋，但所有国家的国格、权利、尊严是同等的，拥有自身的道路选择权。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个准则是国与国关系，特别是大国同中小国家关系的规范，是保证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定海神针。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国际风云变幻，中国也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交政策也根据国家战略与国际地位的变化作了与时俱进的调整，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与精要。

同时也应该看到，时代在不断发展。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联合国及相应的国际机构，它们对管理国际社会、规范与改革国际制度有强烈的主观性要求、前瞻性认识。平等参与协商与决策，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推崇文明多样化，改革不合理的国际制度与权力配置体系，已经成为共识。

在这一大趋势下，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而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的多极化是必要条件，大小国家均支持多边主义是充分条件。特别是，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商量着处理，不能由几个大国垄断把持，单个大国的权力、利益、制度不能强加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上。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标志是捍卫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中心的国际多边机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到平等协商，承认文明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习近平主席2015年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其要旨就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本上与前四条充分吻合。由此，它当然就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政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政治基础与中间阶段。

最后，还想谈谈中欧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两支重要力量，中欧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一直将欧盟视为全面战略伙伴，是中国推进多极化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环。

同时，中国历来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看到团结繁荣的欧盟。中东欧国家是新兴的、具有潜力的市场，16+1机制的发展有助于缩小欧盟内部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未来，中欧双方应继续就全球治理、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等问题进行磋商、协调与合作，推动政治解决国际争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APEC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刘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