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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公制礼作乐。
随着汉语的发展，“礼仪”一词逐渐包含了礼和仪的含义。因为“礼”字诞生更早、影响力更广、重要性更大，所以多可用礼来指代礼仪。
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虽然没有西方式的国际法来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约束，却孕育出了一套颇具东方特色的国际规范，我们可称之为“天下礼”。
“天下礼”的礼节内涵、仪式的根本基础是国内礼仪思想和制度的发展，包括各国礼典、国际习惯和一般礼仪原则，核心是“五礼”之一的宾礼。在操作过程中，主要由礼部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并被详细记录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
进入21世纪，世界局势处在分化动荡之中，许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乱局频频出现且层层叠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俨然成为常态。这就需要中国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因地制宜、因国而异、因时求新，既要判断好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势，又要用及时、必要的变通和调适来防止异变，确保的方向是“稳中求进”。
那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之礼能够对全球治理贡献什么独特良方呢？
看到礼尚往来的繁荣景象，也体会求同存异的精神内涵
先来回顾历史，自唐宋开始，宾礼和其他重要礼仪一起就实现了礼典化，主要由礼部统筹负责。施行礼宾的过程具有庄重、严密的一套程序安排。譬如，历朝历代对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规模等都有明确规定，都详细地记录在案。
这些成文的礼仪规范，一方面记录在历朝历代的根本典章之中，如《唐会要》《宋会要》《元经世大典》《明会典》和《清会典》；另一方面记录在独立的礼仪典章之中，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和《大清通礼》。其他东亚国家也会据此制定本国的礼典，并对如何实行宾礼进一步予以规范，如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
同时，负责管理和推行宾礼的礼部或理藩院，还负责转呈属国国王的奏疏，办理属国的册封、修贡、进贺、告丧等事务，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外交部门的功能和角色。
例如，明朝在中央设礼部主客司，具体主管朝贡事务；设立鸿胪寺，掌管朝会、册封等方面的礼仪；设立行人司，奉命对朝贡国国王进行诏谕、册封、赏赐等外交事务；在京师设立会同馆，负责接待各国朝贡使者；设立四夷馆，承担翻译事务；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负责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别表文、勘合真伪等事宜。
许多流传至今的图像资料，还进一步展现了古代宾礼的演变历程。比如，《职贡图》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种特殊门类，生动记载了外国外交使节来华交流的情境。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职贡图》是南朝梁萧绎所绘，此后历代相沿，代表性作品包括唐朝阎立本《职贡图》、宋代李公麟《万国职贡图》、元代赵孟瞓《贡獒图》、明代仇英《职贡图》、清代《皇清职贡图》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礼尚往来的繁荣景象，也能体会到求同存异的精神内涵。一个规律是，实力逐步壮大使中国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威望，也叫“天下正统”。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霸权国或者殖民国，而是运用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
随着理念构建的礼治原则、权力运用的礼仪逻辑、利益分配的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内涵不断深化、形式愈加丰富。在各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整个东方秩序就得以保持在稳定和平的状态。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原本较为封闭的东方世界带来了不少“意外”。从西方远道而来、风格迥异的人员及其思想、传统、技术、货物等，逐步引发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剧烈碰撞，典型标志便是两次“礼仪之争”。
在东西方国际秩序的交锋中，“礼和天下”理念受到冲击
应该说，中国传统礼仪具有两面性。五四运动时候批判的“礼教吃人”，还有通过三跪九叩将君臣关系扭曲成主奴关系，就是封闭僵化、不与时俱进、违背礼义精神本质的糟粕部分。
但从大的层面来讲，根据经学与美学的诠释，中国之礼具有四大价值追求：节制人性、达到仁爱、实现有序、促进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礼便是葬礼。对于葬礼，古人不只是注重仪式，而更加注重对人的尊重。同时，要求大家恰当地表现情绪、节制情感。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频繁的战争。战争让国家分崩、让家庭散落，故儒家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国与国之间的仁爱，以进入一种真正和谐的状态。在这个方面，礼无疑可以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互惠。
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看，礼与权力可以建构三组关系，分别是展示权力、建构权力和维系权力。
在外交层面，现代外交礼仪是各国展示权力的重要途径。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外交礼仪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对外关系、实施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全权代表达成协议后，在其获得批准成为法律之前，还要经过外交礼仪的强化，如举行隆重的仪式。从微观角度来看，现代外交礼仪主要用来协调主权国家及相应国际行为主体代表的顺序，并根据代表受到承认的级别不同，对其予以区别待遇。
礼仪建构权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礼仪程序来建构政治合法性。在传统的西欧秩序中，帝王往往需要得到教廷的加冕礼，才能获得国际政治的合法性。传统东亚秩序中，国际合法性的构建趋同于国内合法性的构建，即通过复杂的礼治化途径来实现。到了清朝，中国对周边政权的册封礼仪已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庄重。
通过组织、举行和控制仪式来维系权力，往往具有以下几种特性：政治权力常常具有剧烈变动性，礼仪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礼仪本身具有弹性，可以为政治行为的长久延续提供一套办法；礼仪制度革新的延迟性，使得权力的变革过程不那么激烈和暴力；礼仪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可以有效维系权力分配。
比如在清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督抚执行宾礼的方式，大致以《仪礼·觐礼》为原则，遵守六项程序，并由中央和地方各自执礼。
但是，在晚清东西方国际秩序发生激烈交锋的过程中，传统的“礼和天下”理念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例如，对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之争，两国僵持不下。清政府原本希望西方各国服从传统东亚秩序的各项礼仪规范，但在遭遇强硬拒绝后，清政府不得不在礼仪方面进行了妥协，选择调整宾礼的弹性方案。
“西降东升”的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来北往”主流趋势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切入，这其实也是三对主要矛盾。
第一，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列强牢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西升东降”格局达到顶峰。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西降东降”趋势逐渐显现。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庭抗礼。同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世界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长，非西方世界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西降东降”到“西升东升”，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触底反弹”。
伴随冷战结束，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单极时刻”，世界格局短暂地回到“西升东降”状态。但以“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的绝对实力和领导权遭到削弱，并在西方世界内部引发一系列负面反应。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世界格局正式进入“西降东升”阶段。
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大大深化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交流融合。尤其是，西方国家先后引领三次生产力革命、率先开创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从崛起之时便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奉为圭臬，屡屡陷入战争和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历史证明，靠发战争财或牺牲他国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
近年来，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给世界发展增添了变数。相比之下，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以进步的眼光来看问题。它们有很大的潜力去学习西方国家促进全球化的积极一面，也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经济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以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各国将迎来全新的机遇。
第三，中国百年与世界百年。
当今世界，“西降东升”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来北往”的主流趋势。促成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有不少，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我们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改革，既讲究开放又强调自主，为中华文明新生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带来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们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创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进一步表明了“强中国”与“利天下”的相互促进关系。
大国要注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从全球治理“后来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蜕变。实际上，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发展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明基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还进一步指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总的来看，3000多年蔚为大观的中国礼仪发展史，既有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去提炼中国之礼的现代内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政治领域“仁礼存心”，即避免滥用权力、以礼制力。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中国不趋附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也不追求某些大国一贯的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从古到今，中国一直坚信，每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尤其要注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有所节制、有的放矢，避免对他国发展作出过度反应。
第二，经济领域“礼尚往来”，即扩大各国利益、以礼促利。
中国从不把发展红利“藏着掖着”，始终愿意与各国互利互惠、共赢共享。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新的合作机制、框架下实现共同发展，也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我们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普惠理念，讲求持续互动与回报的良性循环，指向的正是各国一道实现长远利益。
第三，文化领域“礼乐相成”，即提升文明理念、以礼倡理。
中国推动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与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同时，我们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并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杭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厦门金砖国家峰会等重大场合传承优雅、高贵的待客之礼，以柔性力量推动全世界人民心相连、情相通。
进一步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破解治理赤字，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这个方面，中国之礼可以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国家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青年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 陈康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