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形成了独特的学理逻辑和历史轨迹，集中体现为三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最基本的结合方式。这里所强调的中国实际，主要指阶段性、动态发展的中国国情。

　　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对国情的把握主要是敌我界线划分、领导与依靠力量界定和组织、夺取政权方式选择等。

　　在我们党执政的建设时期，国情分析及其应用主要是为建设服务，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结构、科技状况、开放程度等）、社会阶级阶层分布、文化格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

　　例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多层次、不平衡的现状，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在政府宏观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三有”体制（企业有活力、市场有效、宏观调控有度），走上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之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本遵循是：在坚守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基本原则（共产党领导、公有制为主体等）的前提下，一切路径和方式的选择都从实际出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制约一切领域。

　　与世界文明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世界文明，不排斥、不拒绝，才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也是当年马克思谈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诞生，将所处的历史阶段客观、科学地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态所需要的基本原则或底线的维护，坚守了社会主义性质定位；另一方面，通过认定由生产力发展滞后带来的“不成熟”状态，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可取消商品、货币的层次或阶段，从而为吸纳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创造了广阔空间。

　　一定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相结合。一是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制度优势，尤其是坚持党的领导使社会稳定有序，确保了稳中有进的发展局面；二是充分利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机制体系，使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转型升级得以高度融合；三是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姿态探索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公有与私有混合经济等优势叠加的运行和管理体制。

　　与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包容性、务实性、正义性等特点，善于捕捉历史机遇，促进中外文化融合。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差异。“君子和而不同”理念，至今仍具有普遍意义。这里的“不同”即差异性，可存在于“和”（一致性）之中，表明多样性统一。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超越。对于超越自己的对象不嫉恨而欣赏，并以学习借鉴的心态去看待和处置，正是“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这里的“我师”不仅指超越自身的部分，也包含看见和克服不足、缺点，从而完善自己。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开放。晚清时期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导致落后挨打。这一状态给人以文化错觉，以为中华历史文化具有封闭性。其实，这是一种文化意识的颠倒。

　　其实，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来看，不乏大量开放意识和实践。古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海上起于秦汉时期，贸易波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陆上以汉武帝治理西域连通中东、中亚、西亚对接罗马为标志，使中国对外贸易贯穿众多朝代。

　　再来看务实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基因，包含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真理的精神。最著名的古代格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醒人们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非理性狂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思想界就表现出求真务实的特征。例如，代代传颂的“大禹治水”，不仅展示了忘我的奉献精神，而且是务实文化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改“堵”为“疏”的求实举措是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除了包容性、务实性，正义性也是一个显著特点。《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大同思想，今天看来具有乌托邦因素，但从人类长期发展指向角度来判断，一些梦想如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没有特权和世袭制等，都是社会的正义性追求，其猜想和期待是符合人性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基上伸展、坚固，而且为其成果的进一步拓展创新提供了资源和空间。

　　总之，新中国建立70年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带来了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丰硕成果，而且对世界文明有诸多裨益，揭示了人类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并非只是单一选择。

（作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教授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