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遗产,有些人认为遗产保护只花钱,没有经济价值;有些人则只看到精神文化价值,而有意淡漠经济价值,觉得一旦跟钱有关系,就会显得目光短浅、俗不可耐。在区域规划与发展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技术、重空间、重工程和轻文化、轻历史、轻系统的倾向。
殊不知,历史文化是有大价值的,不仅是精神价值,也不仅是弘扬正能量、体现软实力,而且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长远效益。对于城市人文遗产而言,今天可能是民生问题,明天可能是文化问题,后天可能是经济问题,其价值往往会相互转化。一旦决策失误,可能导致出现长时间跨度的大难题。这就把文化遗产保护推上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也对具体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激活存量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人类文明的共同体现。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以及21世纪会安草案、新城市议程等国际公约或会议建议,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大全球共识和普遍原则。
文化遗产作为存量空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海中心城区,增量空间越来越少,存量空间的利用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这些存量空间,主要由众多文物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乡村聚落所构成,其合理保护与利用将起到促进城乡更新、城市修补、产业转型和文化复兴的作用,连带效应也很强。
文化遗产具有正能量,不是负资产。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甚至唯一性,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和灵魂,是世世代代建城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累积起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真实反映。文化遗产的正能量价值,很难用金钱去估量。相反,文化遗产一旦湮没,不仅对不起祖先与子孙、对不起历史和人民,也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不管多么精致的假古董都替代不了,各种文字、语言等记忆手段也是难以企及的。
文化遗产具有城市认知意义、宣传教育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价值。保护好文化遗产,守住城市的记忆,告诉人们我们从哪里来,是对历史的责任。因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实际上也是“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
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作用。一般的现代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在价值上会有所减损,文化遗产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醇厚、珍贵。文化遗产一旦得到很好保护,可以为未来发展保护本源、累计资源、蓄积能量,是积极的经济资源,而不是拖发展后腿的障碍。
文化遗产的精心保护、合理利用,不仅保护本体建筑的物质空间,还可实现对于建筑本体和周边地区的产业振兴、经济复兴,起到激活存量空间、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空间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实现人口疏解、改善原住民居住环境、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引导产生聚合效益
从价值角度来看,事物的价值往往包括似乎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如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也可称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也可称为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等等。
看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综合起来看,多维多视角地看,而不能偏废。既要看直接价值、物质价值、自身价值、短期价值、硬实力、有形资产、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更要看文化遗产所蕴藏的间接价值、精神价值、附加价值、长期价值、软实力、无形资产、社会效应和文化效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低估和偏废。
文化遗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最大工作、最大责任、最大压力,是把文化遗产的间接、潜在、隐性、无形、精神、长期的价值表达出来,继而与综合经济部门、规划建设部门一起推进有利于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价值评估标准。这一价值评估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量标准,二是定性标准。有些情况下,文化遗产体量虽小,能量却巨大。例如,中共“一大”会址,几间里弄,却产生了那么大的历史、人文和思想影响,是难以用定量的经济价值指标来衡量的。
针对具体项目,定量标准比较容易,而定性标准往往被忽视,也不易被确定。建议由文化遗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定性标准的指导思想和决策程序,确定相应权重,甚至建立一票否决制,以平衡过于注重经济技术指标的消极影响。
对上海而言,历史上曾经长期保持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多界共存局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落、建筑聚落。如果在空间上因势利导,引导亚文化产生聚合效益,争辉斗艳,将进一步丰富城市人文生态的多元化、多样性。这是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具体来看,要立足于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道路、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更加注重成片、成街坊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保护。特别是,老城厢地区中式古建、老外滩西式大楼、静安卢湾里弄风情、徐汇长宁花园风貌、虹口闸北市民住宅等,各自形成区域特色,可以因势利导,将记忆碎片串联起来,将建筑单体统筹起来,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