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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日常行为以预期为牵引，只有预期稳定才会有稳定的行为，只有在一个可预期的环境中，社会和经济主体才会从事创造和创新活动。譬如，消费预期会影响消费行为、就业预期会影响就业行为、生育预期会影响生育行为等。而预期不足不仅会延滞或改变既定的行为方式，更甚会使得人们无所适从、焦虑不安、悲观失望。由此，在一定意义上，稳定民众预期、增强社会信心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前提保证。换言之，如果多数民众对未来没有明确的预期，消极情绪蔓延，那么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会受阻。从而可以认为，对民众社会预期与发展信心的把握与调适，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
那么我国居民当下的社会预期呈现何种特征和变动趋势？从总体上判断，当下民众预期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多数民众对生活改善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预期亦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的趋势性下滑、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风险多发，使得部分民众的发展预期不足，消极、悲观、焦虑等情绪显现。这种正向与负向态度的并存看似不尽协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利益分化以及民众需求多元化、差异化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失衡。根据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SASD）的统计结果显示，十八大以来，民众无论对社会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86.8、74.8、78.8、82.5、82）还是个体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75、81、80、87、87）的总体预期状况均稳中趋好，但其构成要素却有着明显的分化态势。具体而言，从2012年到2016年，民众预期最低的事项始终是社会层面的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以及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与生活压力。
民众预期的高低涨跌以现实为基础，对未来状况的预期与对当下状况的判断并非断然两分，而是一种连续的心理状态。依据当下满意程度与未来预期状况，可将民众预期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正向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不太满意但却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二种类型是“双重满足”状态，这种类型的民众既对当下状况满意又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三种类型是“双重匮乏”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既不满于当下状况又对未来预期不足；第四种类型是“负向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满意但却对未来预期不足。预期类型不同，其所隐含的问题焦点亦不同。
一是分配失衡可能导致的发展乏力问题。从SASD2016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来看，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处于“双重匮乏”状态的民众比例分别为20.74%和20.72%。有约两成民众既对现状不满又对未来预期低迷。具体来看，这部分群体无论是收入状况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层次，具有较为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如果这部分群体的状态不能得到改善，而持续处于“叠加效应”的影响之中，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回顾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首先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制度导向大大激发了全社会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当下，由于分配和激励机制的不当甚至扭曲，中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鸿沟呈逐年拉大的趋势，这种现状也会动摇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也就是说，一旦贫富差距超出合意区间，不仅难以起到合理激励的作用，反而会对总体性的经济社会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进言之，一旦收入和财富顶端的群体牢牢占据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整个社会的流动机制出现分割性的闭循环格局。无论是阶层分化的危机感还是挣脱阶层固化的无力感，都会让阶层地位较低者不满于现实、预期低迷、信心匮乏，也会削减社会发展动力。
二是预期过低可能导致的社会焦虑问题。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处于“负向预期”状态的民众比例分别为2.93%和6.51%。可以看出，对现状满意但对未来预期低迷的民众比例较少，但仍需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社会属性。从调查来看，民众收入水平与发展预期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而持有“负向预期”的民众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多处于“夹心层”。也就是说，部分中间阶层者相较于地位较低者，反而预期更低。这种具有反差的状况，表现出社会预期状况的新特征，即对未来预期不足不是利益受损者所独有的感受，部分受益者也开始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一方面，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动，社会中间群体更加敏感于自身利益的得失，对如何巩固并提升既有地位焦虑不安；另一方面，当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社会保障不足、未来经济前景不明的时候，“比上不比下”的意识使得在与地位较高阶层比较的过程中，“夹心层”的相对剥夺感受更为强烈，极易陷入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漩涡”之中。
三是预期过高可能导致的政府绩效压力问题。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处于“正向预期”状态的民众比例分别为55.24%和44.35%，意味着半数左右民众虽对现状不满，但却对未来发展抱有着较高预期。良好的预期与充足的信心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即使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民众仍可能对此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当下境遇不佳者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自身也能从发展中获益，这被称之为“隧道效应”。但如果这部分群体的预期不能得到实现，或实现程度不及预期增长程度，甚或一再落空，“隧道效应”便会急剧消减，进而发生逆转，引发集体性的不满。应该承认，民众预期应该有一个合意区间，预期过低，会削弱社会发展活力；但不切实际的高预期，如果不能实现，形成的失落感会更加强烈，同样不利于社会发展稳定。在调研中，有基层干部曾提出以下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保障越来越好，民生投入越来越多，群众的满意度却没有越来越高？为什么居住环境越来越好，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群众的幸福感却没有越来越强？”不可否认的是，改革以来多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民众对生活改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获得改善的满足度却不断降低，由此导致政府的绩效压力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永续高速增长，当经济出现回落，“蛋糕”不再无限增大，民众不断高涨的预期不能得到满足时，不仅会影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动摇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基础。
概言之，民众预期既不能过多超出社会实现能力，也不能低于现实境遇状况。只有让预期保持在一个张弛有度的合理区间，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对此，要进一步提振民众的社会信心，可以针对不同的预期类型分类施力。
第一，防止“叠加效应”，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间收入差距水平亦不断拉大，近年来一直处于0.45以上。这种状况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不仅不满于现状，而且对未来发展改善的预期也信心消沉。应该意识到，差异性原则下的分配机制既要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也应该保证社会不利群体的境遇改善。对此，要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进一步释放改革发展的红利并不断惠及不同收入阶层，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的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
第二，降低“相对剥夺效应”，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实现稳定发展。当下，我们国家远未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客观上，处于经济社会地位中间层级的群体常处于社会流动渠道“上升和下行”急剧变动的地位状态；主观上，中间层级群体的地位认同下移趋势明显，主观地位与客观地位常不相一致。由于中间群体处在既“患得”又“患失”的尴尬境地，使得其在与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夹心”心态和相对剥夺感。当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时，也更易对未来预期变得低迷和不确定。这些也警示我们，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就要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拓宽社会流通渠道，稳定现有社会中间群体，切实增强“夹心层”的发展信心和安全感，才能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第三，利用“隧道效应”，合理引导过高预期，实现有序发展。发展的过程是失衡与再平衡的过程，无可避免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隧道效应”因其可包容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从而有利于政府执政，但这种效应何时会减退或者彻底消失，则很难准确判断。换言之，即使多数民众对未来预期积极，但如果合理预期不能得到实现或过高预期超出政府满足能力，很可能会发生逆转。当下，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隧道效应”所形成的容忍空间，特别是对诸如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收入分配、住房等关乎民生的事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多数民众的合理诉求、正常期望和获得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要有序引导民众的过高预期回落到合理水平，减轻政府“无限实现可能”的绩效压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魏钦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