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学校“手机困局”

　　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建议，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引发社会热议与思考。在科技创新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今天，立法“禁止手机进课堂”有其一定的迫切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中小学生处于自制力较差、分辨力较弱的阶段，不少学生深陷于手机强大的种种娱乐功能中不可自拔，对手机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滥用，不仅会扰乱课堂秩序，降低课堂听讲注意力和效果，严重影响学生学习成绩，而且，医学、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证明，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会严重威胁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鉴于此，我国当前亟须对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规范化管理，以遏制电子产品滥用的势头。

　　当前，许多学校都对规范手机使用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最普遍的做法是制定校规校纪，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然而，由于学校、学生和家长各自所处的不同立场，使得学校的手机管理成为了一场三者之间的艰难“博弈”。学校在这场“博弈”中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的种种管理行为，例如收缴手机，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部分学生和家长搬出《物权法》，指责学校无权剥夺学生对手机的使用权和拥有权。

　　因此，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立法手段禁止手机进入中小学课堂，给学校一个合法身份，给学校管理学生使用手机一个法律依据。有法可依，学校处理此类事件才能名正言顺，减少师生间由手机引起的冲突，缓解家校矛盾。2018年9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已审议通过《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全促进条例》，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事实上，如何管控中小学生的手机使用，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课题。在国外，不少国家在国家层面对中小学生的手机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法国同样采取了立法的形式。2018年，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案。意大利和英国等国虽未正式立法，但也通过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全国禁令，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课堂。在韩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手机存放柜，形成了“晨会上缴手机，放学时归还”的铁律。由是观之，严格管控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已成各国共识，而立法、颁布行政禁令等方式是学校管控的有力支撑。

　　学生手机沉迷源自成长环境的复杂影响，若仅在校园内治理，在校园外放纵，必将使学校努力功亏一篑。因此，有效落实这一手机禁令，需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促进家校合作，广泛利用社会资源，营造协调一致的良好育人环境。

　　学校营造依法治教的办学环境。依法治教，才能形成良好的学校办学秩序。法律在赋予学校管理、保管学生手机的权力的同时，也应对牵涉到学生手机上缴、管理等诸多细节问题进行明确。若管理权责不清晰、安全责任界定模糊，学校在具体落实时，必然会遭遇执行难的问题。学校也须完善管理，寻求与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的多方合作。

　　家庭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手机使用的“重灾区”。陪伴孩子，特别是控制孩子上网时间，提高孩子识别不良信息能力，是家长必须履行的义务。要让孩子在家里少使用手机，最有效的办法是营造健康使用手机的家庭氛围。父母应减少在家里对手机的使用，尤其要杜绝“吃饭玩手机、睡觉玩手机”的现象；应更加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加强与孩子的互动，多进行健康的家庭亲子活动。此外，父母多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孩子健康兴趣爱好，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减轻孩子对手机的依赖。

　　社会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当今社会，互联网对生活的介入趋势不可阻挡，网络信息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之一。手机禁令的落实，必将遭致学生强烈反感。因此在对学生的手机使用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还需借助社会力量营造健康使用手机的舆论环境，弱化学生抵制心理，缓解学校压力。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从碎片化、娱乐化的网络信息海洋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学生滥用手机的危害，使规范学生的手机使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为学校的手机管理营造强有力的舆论环境，并达成一致行动。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8年度学科建设综合专项资金资助”成果

（作者：卢立涛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卢立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研究生 段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