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城市怎样发挥引领作用

　　缺少在市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制约了上海在全球的辐射力、影响力。当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有利于这类企业成长的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它应该是一个由大量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巨擘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形企业生态链，关键要构建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工具。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有所增大，区域内多个地方性发展规划存在战略趋同现象。比如，多地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并在一些重点产业方向上也有重叠。反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它在各层级城市间形成了较为清晰、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几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也各具特点，实现了错位发展。

　　同时，全球化表现出更为复杂和多面性的态势，城市群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空间载体，全球化的竞争从城市竞争转向城市群竞争，依靠单个城市在规模和功能上难以有效应对这种竞争态势。因此，需要“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推动三省一市的优势互补、产业共生，促进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巨型城市群。

　　首位城市引领结节成网助推区域经济抱团发展

　　长三角要在更高层次上“抱团”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需要上海积极发挥“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的引领作用。

　　首位城市的有力引领，是巨型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共同特征。对照国际上的巨型城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都市群，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都有一个领袖级的首位城市，表现出超高的网络联系能级。

　　在一项权威的城市等级排行榜中，纽约和伦敦的网络联系能级高居前两位，是最具有“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力和最具有“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造产业链”能力的城市。过去几十年里，纽约和伦敦基于这两大能力将区域内的城市结节成网，推动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竞争。

　　与这些顶级全球城市相比，“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功能不足制约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例如，上海虽然拥有数量最多的跨国分支机构，但全球总部级跨国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不像纽约和伦敦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业务遍布全球的总部级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这制约了上海引领长三角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并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当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四大品牌”建设。要引领长三角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上海服务”是关键，其中的重点在于提升服务能级。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提升“上海服务”的层次，尤其是着力提升银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金融科技、管理咨询、会计、信息和广告等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二是提升“上海服务”的网络辐射范围，不仅要提高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而且要提升服务全球的能力。

　　警惕传统金融先发优势变为科技金融后发劣势

　　具体来看，上海需做好三个方面的文章：

　　一是抓住自贸试验区扩容契机，对标国际金融会计和投资贸易的高阶准则，培育更多能够“为全球服务”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

　　上海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联系能级不足，一个显性因素在于上海没有产生很多业务遍布全球的知名公司。与纽约、伦敦等首位城市相比，上海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货币的可兑换性、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经济体制要素的国际兼容性还不够。同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还不够，导致上海在投资与贸易化便利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建议抓住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制度体系，创新涉外风险管理模式，实现在岸金融服务支持境外生产经营活动。

　　二是借助增设科创板的机遇，营造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孕育能够“在全球制造”的本土型引擎企业。

　　缺少在市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也制约了上海在全球的辐射力、影响力，更限制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能力。当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有利于这类企业成长的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它应该是一个由大量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巨擘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形企业生态链，关键要构建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工具。

　　上海具有传统金融的优势，但以高度不确定性和“轻资产”为特征的创新企业与传统金融的风险厌恶属性并不匹配。同时，由于业务模式、利润来源和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使得传统金融发展科技金融业务的动力不足。因此，尤为要警惕传统金融的先发优势变为科技金融的后发劣势。

　　为此，要进一步巩固传统金融优势地位，力争成为各大商业银行全资理财子公司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地。同时，要借助增设科创板的机遇，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公司创投、科技银行等新金融要素的大力发展，依托主板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的优势，为培育巨擘企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三是构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提升企业“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对致力于“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企业而言，它们更为关注城市的腹地支撑、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以及经济体制框架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等。因此，不能完全对照世行的中小型企业标准来优化营商环境。

　　建议充分整合现有的全球城市和营商环境研究资源，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既能够反映中小型企业需要又能满足跨国公司需要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尤其要新增反映腹地支撑、全球链接、国际市场拓展、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市场兼容性等指数。这是上海能否孕育出为全球提供服务、能够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本土型引擎企业的重要条件。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刘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