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公布、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到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这一系列战略的实施显示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上的全面升级，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中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六点要求，拉开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攻坚的序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已然形成我国区域开放的完整空间格局，开启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新纪元。

　　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区域层面上集中体现为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引起的“马太效应”，以及长期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等深层制度安排差异累积形成的“资源诅咒”。全面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不仅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将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成色”。

　　一、新时代蕴含迫切现实需求和深刻战略机遇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单纯以地缘划分的东中西及东北四大板块为对象施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对传统四大板块区域战略进一步延续与深化。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及城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粗放式”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亟待完善，要求更注重不同区域的梯次性与层次化内在发展诉求。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不应再单纯谋求模仿、复制与赶超，应体现“各取所需、各展所长”，在各区域已形成的自我轨道上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增长实现区域“自平衡”，最终达到区域整体的“帕累托最优”动态平衡。

　　推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更加集约与高效，必然要求在承认区域差异基础上彰显不同区域要素禀赋、发展基础与特色，区域发展制度供给更加“精细化”、更加张扬区域“个性”。以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次区域为基础单元搭建起了区域发展格局的“四梁八柱”，体现出了党中央在新时代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机遇期，积极回应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所进行的区域战略“版本升级”，为释放区域发展潜力、增强区域发展活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供给。不唯地域、梯次化、有差异、渐进式的区域战略布局全面有序展开，这种“有的放矢”而非“大水漫灌”的定制式区域政策安排反映了新时代区域政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更具示范与引领作用。

　　二、新思想提供明确理论依据与根本目标指引

　　从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实践看，区域协调发展的轨迹也遵循着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所呈现的基本规律。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将随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不充分，随后经历一段调整与转型的阵痛期，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消弭，逐渐步入平衡与充分发展阶段，区域发展的“鸿沟”最终被跨越。

　　我国区域发展正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阵痛期”，当前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从本质上看是源于资源在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出现错配引起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市场分割导致的要素自由流动不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即是关于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也为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开出了一剂“复合药方”。因此，解决的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区域协调发展内在的市场一体化属性，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调一致起来，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其成为推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要素自由流动的“指挥棒”。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明确了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形态和主要支点。增强城市群核心节点城市的“赋能”效应，发挥其“能量核”的聚合作用，使之成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的最佳载体，推动以城市群为支撑构架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清晰骨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目标指引，明确了具体路径与方向。

　　三、新理念贯穿全局统筹部署与多维制度安排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布局与实施过程的始终，突出区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深刻烙有五大理念的个性化“标签”。从总体层面上看，区域协调战略的布局与统筹安排深入落实和贯彻着协调发展理念，这是区域发展协调的根本遵循和方向，体现出系统化、全局性与高度协同的大局思维与战略考量。

　　京津冀区域长期以来市场分割与行政壁垒制约突出，不仅导致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源缺乏有效配置、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均衡。一定意义上看，引导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市场推动力和政府引导力都体现了分享区域发展成果的可及性，社会资源的融通与共享是产业要素、人力资源以及创新要素流动的前提和保障，显示出区域一体化的内在质量和层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关键阶段的六大主要任务，其中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社会服务一体化、推动区域共享发展是重要任务之一，体现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实践“共享”理念上的区域特征。

　　长三角一体化旨在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在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打造活跃增长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样板和示范。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创新龙头作用无疑将更加突显。充分发挥上海吸纳全国及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核心功能，增强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的创新策源能力，推动形成开放式的全球交互创新生态网络，让长三角成为“创新”发展理念的 “领军者”。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烈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是其鲜明特色。《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一系列发展思路和举措均是以生态保护与绿色集约发展为根本原则。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模式，使绿色低碳循环汇聚成为发展的新动能，实现绿色发展的自我平衡与区域协同共进，展现了长江经济带贯彻“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之一，拥有优越区位优势和政策科技人才红利。作为实践区域开放的最佳“试验田”和“窗口”，其承担着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全面发展的重任，未来开放的领域与层次将不断深化。这都是“开放”理念的集中体现。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