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标准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中国城市的出色样板

无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是雄安新区的建设，都是中国进入城市社会形态高级发展阶段的标志，此阶段最核心的思想是区域协同。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小中大城市等不同阶段，也产生了一批超大城市（或大都市地区）。当下所采用的单核心无限放大模式（即老百姓俗称的“摊大饼”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摊大饼”带来的功能过度聚集、通勤条件恶化，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病”，不仅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也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过度集中产生了不平衡，中心城市与周围区域发展的反差日益加大，导致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如何缓解“城市病”，甚至是避免“城市病”的产生，全世界的实践选择了一条共同道路——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边界，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城市职能分工，均衡生产力、人口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布局。这种发展模式是解决十九大提出的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抓手。

近期批复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均尝试缓解、克服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试图作出新的努力和尝试。中国作为一个广域人口大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形态并不相同，聚焦到京津冀地区，既有京津冀城市群的远景设想，也有大首都都市圈工作抓手的现实考量。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城市群未来的重要支点和大首都都市圈的核心部分，其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公众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寄予厚望，已公布资料明确雄安新区会以高标准进行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高质量发展的最核心问题和最需要突破的地方，在于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我国制度创新的高地。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大的进步是制度创新。制度是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工具，而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新的经济动能，激发新的生产力，建立更安定的社会形态，让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这种焦虑源于过往我国所依赖的生产动能正在逐渐失效，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力不从心，最大的生产要素——人口的红利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土地红利也面临新的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真正需要的变革正是通过创新制度再次调整生产关系，其包括人口政策、土地制度、经济要素配置方式、政商模式、发展理念、代际关系等一系列调整。雄安新区将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正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在一张白纸上白手起家，放开手脚创新制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了大量新城新区建设，而雄安新区与以往新区的最大不同在于时代要求的不同。上一代新城、新区应对的是中国工业化的爆发式增长，所以会呈现出GDP导向、规模导向等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日趋多元化，不再以传统工业经济为核心（或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为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更广泛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将会产生大量新的经济动能，这也是中央所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既有传统需求的升级换代，也有面对日益涌现新需求的拾遗补缺。这也是为什么城市化进程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

在生态文明时代，雄安新区将探索未来城乡发展的新模式。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瞩目，中国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很多危机伏笔，在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关系上存在大量不协调的迹象。在生态文明时代，生产依然要继续发展，以保证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活力；生活品质仍将进一步提升，以增进百姓的幸福感与家园感。两者的发展提升与工业文明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需要顾及生态承载能力，应逐步形成生态保护、保育、修补的思想。如果只顾及生产、生活的发展，守不住生态底线，发展将不可持续。雄安新区将成为理顺“三生空间”关系的理想实践场所，既有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要求，又面对现有生态本底条件并不乐观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雄安新区的发展与以往新区建设不同，不从修路架桥等传统方式入手，而是先从生态修复和治理入手。

雄安新区未来发展与以往城市建设的另一大不同，在于其规划建设与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的兴起同步。因此新区在谋划过程中不仅关注传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关注在智慧化、数字化时代的新机遇。从新区的规划到实施的进程在三个领域与传统城市不同。一是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二是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地；三是构建数据驱动的家园服务体系，打造奋斗者的理想家园。这三点改革应与当下时代的技术进步密切结合。

回归城市规划行业，城市规划与城乡发展有若干永恒的议题，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中对很多永恒议题有新感悟和新探索。

1）集中与分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聚居环境从乡村形态转变为城市形态，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人类以更少的土地承载更高密度的居住和更高强度经济活动，这是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集中意味着效率，但集中到一定程度后人类开始怀念乡村，其本质是怀念分散时代生活的舒适与安逸。自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制度和技术体系诞生，人们一直在寻找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平衡。从200多年前的田园城市到近几十年全球对“大城市病”的反思都是在寻找二者的平衡或是在化解过度强调效率优先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雄安新区将持续探索效率与舒适这杆天平的支点，在保证城市效率有效发挥、资源高效利用、节约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完成社会组织建设的同时，又不把效率作为唯一标尺。在城市建设中融入大量宜居、舒适生活、美好家园等概念，试图在集中与分散之间求得新平衡。

2）融合与隔离。城市由很多功能板块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几大主要活动，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休闲娱乐活动等。如何安排这些功能，1933年《雅典宪章》发布后，全球城市走了很长时间的功能主义道路。为了减少不同功能之间的相互干扰和潜在的行为冲突，普遍选择功能分区、空间相对隔离的发展道路。但当今时代城市功能被不断放大，乃至放大到区域尺度时，这种以空间隔离为手段布局功能板块的做法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城市效率在逐渐下降，不同功能区之间联系的成本逐渐上升，通勤条件逐步恶化。八九十年代后，全球重回倡导城市功能混合的时代，由于生产活动发生转变，特别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负外部效应极小。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由于工艺过程改进环保水平提升，也早已不再是乌烟瘴气的形象。所以首先出现了生产生活重新融合的现象，在若干平方公里范围内实现小分隔和大融合，这种融合会创造出短距出行城市。欧洲近些年的生态城市实验并非从种花草等环境改善手段入手，而是从创造短距出行城市入手。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创造更理想的生活、生产之间的联络与通勤模式，降低交通能耗。当前对我国雾霾起因的共识也认为机动车和长距通勤交通为主要诱因。如何用好雄安地区蓝绿交织的自然本底条件，使得生产、生活、休闲娱乐在不同组团与社区中实现更高强度融合。未来雄安新区可能不会存在传统城市中常见的单一功能分区，代之以大量社区、组团的多功能共同发展和混合利用。

3）空间与场所。空间是一个物理性概念，附加以人的活动后才能被称之为场所。人类创造空间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空间本身五花八门、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建立空间与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把空间变成宜人的场所。雄安新区的建设对此有很多探索。过去单纯以管理、建造方便为目的建立的规范标准都将被重新审视。重新衡量其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安全、快乐、享受等。这些探索会使得未来雄安新区的空间形态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基本特征，更加符合人的良好心理感受，更加符合人的正能量精神需求。

4）栖身之地与精神家园。近两年媒体经常引用“城市是诗意的栖居”。如果只满足栖身之地，正如五十年代在艰苦奋斗时期所提出的“先生产后生活”，大量投资进入生产环节，生活空间仅为满足基本功能的住房，这不是当代人应有的正常生活状态。党和国家强调要让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中有更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衣食住行与此有最密切的关系，但并非简单的功能性满足即可。在雄安新区的探索中，会深入挖掘人性本身和百姓日常生活需求。雄安新区提出“打造奋斗者家园”并非是简单的栖身之地，而是在满足物质空间需求的基础上满足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既来自于公共服务体系的高标准建设，也来自于物质环境打造过程中文化要素的注入，实现生活高质量、文化高品位。

当前，雄安新区的很多设想尚处于策划与探索过程中，距离设想一步步实现仍需2-3年的时间，而探索与实验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认同恐怕需要更长时间。但笔者认为，至少到2035年，当前的大部分设想将有较为全面、完整、真实的落地体验，届时理论技术推演与实践的实际效果也将得到更真实的校验。如果证明理论与实践是成熟优秀的，雄安新区将如其建立的初衷一样，成为中国城市的出色样板。出色样板不应是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建设完成的，必定是在公共财政投资的引导下，形成对社会资本、市场力量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将生活在这里的人从新移民、过客转变成为真正具有归属感的永久居民。只有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将雄安新区称之为中国城市的出色样板。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尹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