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梅老人在家中写作(9月24日摄)。谢剑飞摄
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到了82岁,她已写下近60万字,画了上百幅画,出版了5本书。
一头银发,笑意浮动,眼睛里散发出柔和慈善的光,讲话幽默风趣,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机智……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传奇奶奶”姜淑梅用自己精彩的后半生,实现了从“文盲”到“网红作家”的“逆袭”,让人们从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普通老人身上,看到了人生难以预测的潜能,以及岁月和时代给予她的馈赠。
自写自画,6年出版5本书
“俺家门前一棵桃,青枝绿叶梢儿摇。开的桃花一样大,结的桃儿有大小。大桃摘了集上卖,小桃树上风来摇……”这首民谣简洁易懂,富含哲理,正是姜淑梅从山东老家收集整理而来的,当地人称作“小唱”。
两个月前,姜淑梅的第5本书《拍手为歌》出版,那些过去的歌谣和民俗故事,都汇成时光的河流在书中流淌。“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得赶紧记下来”,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她乐呵呵地说,“这里头的插图都是俺自己画的”。
6年前的秋天,姜淑梅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出版。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短小精悍,情节生动。有评论说,姜淑梅书写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乡土家族史,也是一部被战乱、死亡和饥饿浸泡的民族血泪史。
“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质朴的乡间叙述,不用华丽,就已动人”……姜淑梅收获了不少“姜丝”——粉丝自称,她也成了“网红作家”。
而在此之前,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说想学写作,就连家人都不信。
姜淑梅回忆说,起初听说自己想跟着闺女学写作,向来沉默寡言的三哥笑得前仰后合。等书出版了,年过八旬的三哥流泪了,姜淑梅也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老了老了,俺还红火了,跟辣椒似的。”姜淑梅说,她从小最羡慕的就是“文化人儿”,但原先想学习没条件。
1937年,姜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家境遭变,加上战乱,她白天做衣服,晚上纺棉花,根本没机会上学。后来为了糊口,一家人跟着乡亲“闯关东”。她和丈夫在黑龙江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半辈子临时工。等到老了,她又像“打补丁”一样给各个子女带孩子,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她的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奉献和任劳任怨,一样都不少。
写作的路一旦走通,姜淑梅的笔就像话匣子打开了。第二本《苦菜花,甘蔗芽》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长脖子的女人》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俺男人》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
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个“高产作家”从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在家里,姜淑梅坐客厅沙发上,把沙发靠背放平搁在腿上,再垫上一块毡子,她就开始“码字”。打印纸的背面、各类包装纸、小孩子的作业本、医院就诊手册……手边有啥就拿啥写,还有的书稿写在纸条上。
这样的“伏案”写作,在当代“网红作家”里是别具一格的。
“女儿是我的老师”
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
姜淑梅说,1996年9月,老伴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她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担心母亲一蹶不振,女儿张爱玲想了个办法开导她:“娘,你学认字吧。”
没想到,同年12月,在北京进修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字就写下几个、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
张爱玲回忆说:“娘不懂笔画,她不是写字,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画出来的。”
为了识字,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窍。她自己编歌词,让孩子们写在纸上,她照着一遍一遍地念。时间长了,自己编的歌会唱了,她也把字记住了。
别人上街问路,姜淑梅上街“问字”。广告牌、宣传单、公交站,还有看电视和小人书,只要看到不认识的字,她就张口问。
女儿张爱玲在绥化学院教书,也是一位作家。等妈妈认了不少字,女儿会把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她看。
“这个好看,有细节,真细。”姜淑梅赞不绝口,“我也有故事,我也要写。”
那时,姜淑梅已经70多岁,手颤颤巍巍,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竖不竖,像锯齿一样,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不下来。挠磨了三五天,姜淑梅就不想练了。
“老人跟小孩一样,得靠哄。”张爱玲告诉她,“你写得挺好,我小时候学写字也这样,多练练就好了。”
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姜淑梅是个勤奋的学生。每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她就摸黑起床了。打开台灯,开始了一天的写作。除了吃饭、上厕所,她基本都在写,像入了迷似的,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
姜淑梅有一个笔记本已翻得毛了边,这是她的“生字本”,也是“字典”。“撅折”“褯子”“簪子”……里面塞满了各种口语、土话里的生僻字,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大的是张老师写的,小的是我‘照葫芦画瓢’画下来的。”姜淑梅说。
对于姜淑梅来说,写字,就是写故事。
张爱玲告诉她:“娘,你就当对面有个人坐着听你讲,你就想你要怎么讲,人家才能听懂。”
“写自己经历过的、熟悉的,但是别人又不知道的事,就能写成独家和特色。”这也是姜淑梅的“写作秘密”。她笔下少有废话,总是直截了当,讲最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
有一次,姜淑梅写了一篇关于“闯关东”的文章。拿给女儿看后,被评说“没细节,一篇得分三次讲,写成三篇故事。”她便翻来覆去,来来回回改了三遍。在讲“大宿舍”的故事里,“要是侧身睡会儿,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她用寥寥数笔就把几十户人家躺在两张大通铺的情形勾勒了出来。
“一是哄,二是教方法,三就是要严格要求。”张爱玲解释道,在她知道怎么写之后,就可以批评了,该重写就必须重写。
好故事靠出门“上货”
这些故事源源不断,是从哪儿而来?
姜淑梅说,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的,有的是逃荒路上听来的,有的则是从邻居、乡亲那里“勾”出来的。等把自己的故事写完了,就得去“上货”。
“人家说‘采访’‘采风’,我不是知识分子,就说‘上货’。我知道,山中有好货。”姜淑梅说。
她和女儿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家,走访亲戚,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事。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还会介绍另一个老人讲,跟滚雪球似的,姜淑梅搜罗了不少“好货”。
录音笔、笔记本、笔,是姜淑梅的贴身三件套。火车上、扑克牌局,都是她“上货”的地方。她只要看到脑瓜儿聪明的、会说话的人,就问:“你会讲故事吧?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时遇到不知咋讲的人,她就先讲一个,把人家的故事“勾”出来。
就这样,她的写作半径,从自己的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又拓展到别人家族的故事。
但有时,“上货”并不容易。有的故事不精彩,她就不写了。有的人讲得虽好,但不让发表。还有的老人自己愿意讲,但儿女们不干。
“上货”过程中,姜淑梅有一种“危机感”。有一次,一个邻居老太太特别会讲故事,可等她过了几个月再去核实,怎么敲门都没应答,“人没了”。
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女儿是她的“第一编辑”。刚开始,姜淑梅写的没标点、没题目、没段落,这“三无产品”让人头大。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电脑,边让母亲坐在一旁,和母亲一一核实,随时修改。
给母亲当编辑,张爱玲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原汁原味”,她所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删掉多余的话。
“娘写的故事,像刚出土的瓷器,可以去尘,但不能用力过猛,稍微把握不好力道,就容易碎了。”张爱玲说。
“不怕起步晚,就怕人偷懒”
有一天,张爱玲一进门,姜淑梅就说:“你跪下。”
“我犯啥错了,娘?”张爱玲心头一紧。
“我说跪下你就跪下,别冲着我,侧着跪。”老人坚决地说。
张爱玲刚一跪下,姜淑梅就乐了起来:“我说咋总画不对,这回明白了。”原来,姜淑梅在学画画,她用的笨办法就是照着实物“临摹”。
蜡笔、铅笔、水彩、墨汁,想用什么就拿什么。她画的多是民俗画,有的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色彩鲜艳,很是有趣。
最近两个月,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开始练书法。因为她曾“夸下海口”:“等我老了的时候,要成为四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
“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千万别偷懒。”姜淑梅从没把写作、画画当成负担,而是“乐子”。
“娘操劳一辈子,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以前,她的天地很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整天围着锅台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她不再拘泥于生活小事,开始为自己活。学认字,帮她推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学写作以后,这个窗口更大了,世界也向她走来了。”张爱玲说。
如今,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动,母女两人都穿旗袍,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材质和花色,母女俩总被人夸“太好看了”。一次,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梅说:“你不是文盲,你是女王。”
同样身为作家,张爱玲深感时代赋予娘的机会。
以往作品传播靠文学期刊、杂志、报纸,作品发表也有一定门槛,把一些文学爱好者挡在了门外。
“娘最初的习作就是由我贴到博客上,得到了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才有机会出书。”张爱玲说,近些年,不少像娘一样的草根作家都受益于网络,甚至掀起一阵民间述史热。
有人说,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月,让人看了揪心。姜淑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
“她在打捞历史,”张爱玲说,“但她不知道,她感兴趣的只是故事。”(记者 韩宇 杨思琪 参与采写:马知遥 谢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