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1831年-1900年),号右铭,今江西修水人,官至湖南巡抚。但正是这样一员在世人看来富贵无忧的“封疆大吏”,却也在钱上频频遇窘。
堂堂巡抚大员 仅送宗亲四十元
“陈紫垣孝廉来,已接谈三次,人甚明白,因酷热未曾请饭,送去酒席一桌,程仪四十元,因本年署中用度太多,照信股票又认借五千余,甚形支绌,故未能多送,意殊抱歉。”
这件事出现在1896年陈宝箴写给堂弟陈禹畴的两封书信中,此话摘于第二封信末尾,缘由是陈宝箴宗亲陈紫垣来长沙讨教其家族与当地何氏一族产生纠纷的处理对策,但返程时陈宝箴仅送其四十元程仪,因而在信中致以歉意。这两封信如今珍藏于陈宝箴的家乡江西省修水县的文物管理处。
程仪,指的是路费。在过去,不但上级来了要请吃送礼,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使费”。据张集馨在其《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载,官员到了西安都要吃请,每次宴会的花销除掉送的盘费不算,都要三百两银子以上,至于送的盘缠程仪那就更不会少。鲁迅在《伪自由书·王道诗话》一文中也曾写道:“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
从张集馨和鲁迅的话可以得知,一般而言赠予的程仪是十分可观的。如果没有对比,难以想象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竟然连送四十元程仪都如此艰难,可见其窘迫。
多买蔬菜少食荤 厨工笑其钓清廉
1875年,陈宝箴署理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事,司职于凤凰厅。当地军粮运进、山货外出皆从陆路,山高路险,其中有一条沱江可行,平常流量不大,但江中怪石林立,舟船不通,一旦山洪到来,便异常凶猛,两岸百姓常遭水灾。
为解军民之急,陈宝箴决定组织民工疏浚沱江,但要达目的需要一笔数额较大的钱款。他一方面上奏朝廷请求资助,另一方面多方筹措经费。虽仍存缺口,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决心已下,定要功成。
然而很快朝廷及其他方面资助的银两便告耗尽,无路可循之下,陈宝箴竟然打起了“家财”的主意,他先是拿出自己所有的俸银,可是离所需仍有差距,正在愁眉不展之际,其母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如手镯等捐出以资助水利建设。在母亲的鼓励下,陈宝箴又动员全家节衣缩食,减少应酬开支,以挤出钱来修水利。虽然过程窘迫,但经过七个月的努力,沱江终于得以疏通。
时间匆匆而逝,1895年当陈宝箴再次任职湖南时,虽然已位及巡抚,但仍保持着司职凤凰厅时不吝付出、淡泊清廉的作风。比如他经常交代厨工佣人多买蔬菜,少买荤菜,厨工佣人便私下议论,说他故作清廉。遇此窘事,陈宝箴只好闻之一笑,以诗作答:“嚼来却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被贬回乡无分文 百姓为其攒盘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戊戌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被杀。从洋务运动开始,陈宝箴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与推动者,到戊戌变法时,陈宝箴与维新派人物的关系也甚为密切。
果不出意外,同年10月6日,一纸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就发到了陈宝箴的手上:“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这意味着他苦心经营的湖南新政功败垂成。
是年冬天,被罢免回原籍的陈宝箴携家眷离开长沙,临行时一家人竟然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最后还是在当地百姓和乡绅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回到江西之后,他没有回老家修水,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于南昌西山(今南昌新建)。
陈宝箴为官几十年,可谓再无比此事更窘迫的了。
陈宝箴作为巡抚,收入其实并不低。虽然年俸不高,但养廉银却颇为丰厚。据记载,巡抚的养廉银为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俸只有一百五十五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
那么收入如此丰厚的陈宝箴为何如此窘迫?这与其为官风格密不可分。1875年,陈宝箴在湖南凤凰任职疏通沱江时,就捐出了一万两白银以资助工程。1895年至1896年间,湖南遭遇数十年未有之旱灾,赤地千里,导致无数饥民流离失所,民情十分困窘,此时陈宝箴才上任不久,加上湖南财政拮据,他只有一方面库银尽出,另一方面传电求助诸行省大吏、富商等,才得以赈灾。又据《湘学报》记载:“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行轮船、开河道、制火柴……”短短几年间,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现代化建设、抚恤赈灾,除了散尽家财、到处借款别无他法。所以,陈宝箴所言“甚形支绌”就十分能理解了。
回过头来再看陈宝箴的三件“窘事”,可以发现在他一生的为官生涯中,实践着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其子陈三立曾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可见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同时,他秉承着家族“重信义、轻财贿”的清廉传承,时时谨记着“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的礼义。朱德裳曾有言:“余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
陈宝箴一生清风亮节,他的崇高品德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家人:陈三立“不攀权贵德堪夸”、陈衡恪“润金既定不多收”、陈寅恪“拒收馈赠品如梅”、陈封怀“权贵不惧保红枫”,此五人世称“陈门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