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如榕 荫民护生

1988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霞浦县调研工业时，曾点名要看清代李拔编撰的《福宁府志》。李拔是何许人也？

当簪教子

四川犍为文庙旁有条街叫“文林街”，取“文人如林”之意，乃因这条街出了一代循吏李拔及他的优秀后人而得名。李拔（1713年—1775年）出生于穷困的塾师世家，祖父李公鼎、父李汝璋均为乡间的教书先生，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苦。李拔回忆幼年时的情景，父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家庭，便把他们兄弟托付给母亲教导。母亲周氏是塾师之女，识文断字，周氏忙于家务外，更督促李拔读书不辍。

周氏教子：“志养千口，力养一身。谓人当立志也，而力亦不可少。”周氏以为，君子立志要立大志，要以许许多多人的福祉为念，而当这样的大志尚未实现，还在蓄积能量的阶段时，就要想办法先养活自己，靠自己的勤劳节俭求生存求发展，不应有做体力活可耻的错误念头。

李拔十五岁时，母亲周氏忧心忡忡，孩子聪明勤奋，颇有天赋，却苦于家境贫寒，无法为其聘请名师。内心的煎熬让她夜不能寐。经过再三思索，她想到“无师当取益友”，于是决定典当自己头上的簪子，用换来的钱招待儿子的学友，从中挑选优秀者与儿子一起学习。

雍正七年（1731年），李拔考中秀才，父亲李汝璋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

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拔经历了几次落第后，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年补长阳县令。初任县令时，李拔接父母到长阳玩，吩咐仆人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替父母接风。母亲周氏见满桌的饭菜只有他们四个人吃，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把李拔叫到旁边，低声训斥说：“刚当官，就忘了当初砍柴放牛的苦日子吗？”李拔连忙低头认错。从此李拔无论到哪为官，都是一饭一菜一汤，除祭祀宴请宾客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母的谆谆教诲，让他终身受益。

务实为民

乾隆十八年（1753年），李拔赴湖北汉阳就任途中，有人想花钱买官，带五百两银子在半路等候。李拔问明来意后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物何至于我哉！我费即缺，岂受此暮夜金。汝速持归，稍迟，且拿究矣。”听闻要追究他的行贿罪，此人怏怏而归。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拔从湖北汉阳府同知擢升福宁知府，他在福宁治城垣、修水利、劝农桑、兴教化，做了许多有益百姓的事。宁德、福鼎、福安、霞浦四个县的城池修建需银八百二十余两，他带头先捐二百两，发动部属捐六百余两，并亲率僚属沿护城壕栽种松柳。当李拔从福宁调任福州知府时，福宁百姓不让他走，而福州百姓又抢着要，一度流传“两郡争守”的佳话。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月，李拔从福宁调任福州，以治理福宁的成功经验治理福州。李拔见当地荒山特别多，就命各县令教民种树。但他发现各县对种树令执行不一，有的官员认为种树见效慢，李拔认为这是他们不知种树之法，为此专门作了《种树说》加以劝导。李拔还把四川种桑养蚕技术带到当地，指导当地百姓种养，当年就见成效。李拔在福州为榕荫堂作跋时，曾以榕树类比做官，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他在福州之作为恰可印证他的这一思想。

父行子效

李拔发现，随着生活的富裕，家族中满足于小富即安的人多了，怀有远大志向的人少了。对此他深感担忧，写下《示儿诗》等告诫激励儿孙，并强调读书要以明白事理、树立志向、亲身实践为首要。如果只是为应试而读书，那是没有志向、没有目标的，往往应试完了，就丢了、忘了，最后一无所得。自李拔开始，犍为李氏一脉秉承心忧天下的家风，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优秀后辈。

在李拔的言传身教下，长子李元模三十五岁中进士，与李拔并称“父子进士”。李元模承父遗志，参与《犍为县志》的编撰，出任印清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把毕生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李元模一生清贫，桃李满天下，教子亦有方，二子李锦源、四子李宗濂先后中进士，出仕为官，造福一方百姓。

道光五年（1825年），李锦源在湖北竹溪知县任内，修城墙、筑河堤、设义渡、捐资庙会，又修县志、建兴贤庄以助学，多所成就，享誉一方。李宗濂中进士后，累官至道员，清贫自守，体恤民间疾苦，亦能恪守家风。

犍为李氏家风家训一代又一代传承，使其后辈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迷失方向。时至今日，李拔及其家风家训在四川当地仍有影响，犍为文林街李氏后人散落各地，有的经商，有的从教，有的务农，他们当谨记自己有一位杰出的先辈——李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