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中 情怀满溢

董必武：身居高位不忘初心

良翚、翮儿：

……要良翚用钱记账，不简单是怕你多花了钱，而是要你胸中有数，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样做，养成习惯，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

……

1957年12月24日

爸爸 字

俊山甥：

……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

在今年九月间《人民日报》有篇社论，号召全国各机关、企业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因而各机关、企业都在紧缩机构，裁减冗员，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

……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参加革命团体是为了学习革命工作，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

……

董必武

十二月廿九日

这两封分别是董必武1957年12月24日写给女儿董良翚、儿子董良翮的信、1953年12月29日写给外甥王俊山的信，选自2016年出版的《董必武家书》。该书共收录了董必武写给晚辈及同辈的68封书信，其中大部分家书都是首次公开发表。

董必武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我党纪检监察工作的先驱。在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董必武身居高位不忘初心的情怀，他殷切告诉女儿“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

采访中，董良翚说，她也是通过这些家书，才真正走进父亲的内心。对于父亲的历史，儿女真的是知道得很少，董必武在家里不讲他自己的事，不说他的过去。他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功劳，这是党做的工作，他所做的仅仅是党赋予他的职责和他的任务，他的党性、原则性特别强。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一些亲属因董必武身居高位，便要求他帮忙解决工作、升学、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这种做法也遭到了董必武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拒绝。对于外甥王俊山要求安排工作的请求，他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董必武还专门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该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董良翚说，对于家里钱的支出，父亲要求我们记账，他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绝不浪费一分一毫。记得小时候，陪他出去散步，有一次黄昏，走到一株桃树边，他让人把桃树胶刮下来。董良翚问，这有什么用啊？他说，可以用来粘掉了的毛笔头。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这一点从他的家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谢觉哉：甘做“焦官”不做大官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 字

一月二十一

这是谢觉哉1950年1月21日写给两位儿子的一封信，选自《谢觉哉家书》。该书共收录1920年到1970年间谢觉哉写给家人的115封家书。谢觉哉和董必武一样，也是“延安五老”之一。1884年出生的他横跨三个时代，21岁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秀才；41岁加入共产党，他比毛泽东大9岁，1933-1934年间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谢觉哉之子谢飞解释说，这封信里的“焦官”是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当官如果为了挣钱，天下则大乱；当官如果不是为了挣钱，天下就大好。父亲写这首打油诗，表示我这个官是不挣钱的。周老官，名周奇才，是父亲家乡的一位勤劳能干的长工，在乡村以老实闻名。父亲信中的意思即是，我当的是共产党的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

这封信写作的背景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宁乡老家后，乡亲们纷纷热议，家中的子女们亦坐卧不安，都想沾老父亲的光，到北京谋个好前程。

谢觉哉给在家乡的两个儿子回信，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在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因此，在老家的二儿子谢子谷遵照谢觉哉的嘱咐，在县里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而在家务农的大儿子谢廉伯，谢觉哉则鼓励他：“作田人还是要的。”

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特别是他在处理家事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家风的重视，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吴波：不留私产给后代

遗嘱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立遗嘱人：吴波

2000年10月9日

这是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在2000年10月9日写给子女的一份遗嘱，它也是一封交给子女的最特殊的家书。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波，一生牢记自己是一名无产者的初衷，即使当上了财政部部长，也没有凭自己的关系和权力，安排任何一个子女的工作。

2003年，老人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放心不下，于是又写了第二份遗嘱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强调“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2005年2月，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

这两份遗嘱表明了在吴波的心里，公与私的界限是一条绝对不能逾越的鸿沟，他始终坚守自己参加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面对吴波的这个决定，当时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吴波的三子吴威立说，父亲参加革命以后，就成了一个无产者，所以不打算留财产给子孙，让我们有困难都自己找自己的组织去解决，我们兄弟们经过几次商量，大家觉得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

曾任吴波秘书的陈纪祥介绍说，吴波家教很严，家风很正，在其当秘书的9年多时间里，他的子女从来没有向财政部提出过任何要求，也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特殊化。他的大儿子吴本宁1960年代去甘肃舟曲支边，走的时候，吴老对他说，支援祖国的建设，在那儿扎根一辈子。就这样，遵从父亲的教诲，吴本宁在舟曲工作了一辈子，他的6个孙辈到现在还在那边工作，将扎根基层的精神在家族中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