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们家的规矩特别多。有些事别人家的孩子做了,“风平浪静”;我们做了,“电闪雷鸣”。说句并非矫情的话,做我父母的儿女不容易。
待人要讲“礼性”,这是规矩之一。这些“礼性”包括:见了人要喊,辈分高或年长的喊爷爷、奶奶、伯伯、伯母之类,辈分相同或年龄跟自己相当的,就叫兄姐弟妹。别人交东西给你,必须双手接过,不得单手去接。家里来了客人,要起身相迎,端茶倒水,客人告辞,至少要送出门,平时来得少的亲戚还得送到路口。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且吃饭不能发出声响。第二,绝对禁止赌博,赌物赌财都不可以。父母认为赌博的人家没有一户是过得长久的。偷盗更是“触犯天条”的事。小时候,只要看到我们口袋或书包里多出了不是自家的东西,父母总要东审西问,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果东西是捡的,就要求我们交给老师处理。不照着做,会挨打。母亲最喜欢讲一句话,叫“做贼从瓜起,痨病从花(老家人称哮喘为扯花)起”,意思是一个人不能贪小便宜,否则,就会有灾祸。
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我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了外地工作,中秋节前夕汇了一百五十元钱回来。母亲给了我一枚自己的私章,叫我去离家十公里的邮局将汇票兑了。我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到了邮局,在柜台前将汇票递进去,那个四十来岁的女服务员边干活边聊天,结果数了十六张十元的票子给我。我看得很分明,但没有作声,将钱装进口袋就飞快地离开了,生怕服务员发现差错,将钱追回去。要知道,那时家里经济拮据,我们小孩儿,一年到头,手里的零用钱也就是一两块,十块钱可是一笔“巨款”。但走了一里多路,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父母平时不让我们拿不义之财,今天我不是犯规了吗?连忙赶回邮局,将十元钱退给了服务员。服务员特别感动,连声道谢,问我是哪个学校的,看得出她想写表扬信,我没有说,只是脸热热的,其实是内心有愧。回家跟母亲讲到退钱的事情,母亲连声表扬,晚上还特地炒了我喜欢的菜。
或许是因为从小养成了习惯,成年之后我一直很守规矩。后来的我身为大学教师、副教授,也坚持一字一句地写论文,决不胡乱拼凑。对待文字,我永远心存敬畏,没有任何“赌博心态”。这些年,我的专业水平日渐进步,与小时候接受的家教分不开。
史上有名的曾国藩、梁启超、傅雷等人,他们的儿女都很有作为。曾国藩的儿子一个是外交家,一个是数学家;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其中三个是院士;傅雷的孩子一个是杰出的音乐家,一个是优秀的英语老师。儿女的成就与这几位家长树立的良好家风不无关系。曾国藩期待儿女注意谦勤,不要在乎一时得失;梁启超希望孩子学有所长,报效国家;傅雷要求儿子善待他人,在学业上严于律己。
父母的良苦用心,不是儿时的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许多时候,必须等我们长大之后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