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根据地在逆境中生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抗战前，中共在陕北有红军9万，南方红军游击队有1万上下，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迅速增加。周恩来在1944年年底时说：“中共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民兵二百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并且，中共又在敌后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

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共及其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抗日，并一步步地发展和壮大。

“扩军”是硬道理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意识到发展壮大武装军队这一“硬道理”，只有自身力量的强大，才能提高自身的威慑力。而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是“宽给其经济”“严限其军额”，他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并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这些军饷对于刚到陕北不足一年的红军来说，的确非常关键，但中共也意识到，军队绝不能限制在蒋所给定的数量上。所以就需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征集给养，并扩充军队。

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1937年年底开创之初，各种人员加在一起不过3000人。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聂荣臻表示：“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当时，北自雁门关，南至风陵渡，西起吕梁山脉，东至平汉铁路，均有八路军的部队发动民众，扩充武装。到1945年，晋察冀已发展到正规军三十二万余人，民兵发展到九十余万人。

抗战初期八路军抓住时机，大量扩军，动员号召群众，取得了显著成效，八路军原有的3个师很快得到了充实，新建部队的数量则是成倍地增长。作为中共指挥抗战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战打响后，边区各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深入各县城镇、乡村，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由于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没有通过制定标准的兵役制度进行征兵，而是通过宣传动员招募新兵，发展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建立各种游击队、义勇军等，扩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动员参军的青壮年共约3万多人。当然这种快速的扩军难免会出现只管凑数，不顾质量，有的就是直接收编的某些地主联庄、土匪等游杂武装。所以在1939年年初，在大量扩军基本结束之后，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集中整军，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训练和规范。通过对军队的集中整治，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供给部“清家底卖破烂”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但多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存在，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国民政府也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而到1940年10月，这4.5万人的军饷也被国民党切断了。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方针，把经济建设列为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判断：“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怎么办呢？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应。”

当时，陕甘宁边区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靠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最多能吃一两次肉。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一次，供给部将值点钱的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后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

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想到了创办实业。比如开办骡马店。第一个骡马店，每天能赚20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生意越做越红火。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缓解了供给部的财政困难。为了加强领导，供给部又把骡马店、交通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

供给部还会通过一些贩运贸易筹集军饷。比如贩卖食盐。盐池离延安有200多公里，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利润。按当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行为。但销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也有利，1938年4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得到李富春的肯定，毛泽东也完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

根据地在经济上除了“开源”，还非常注重“节流”。一方面，通过精兵简政，另一方面，就是厉行节约。

彭德怀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对于开支预算的审查非常严格，除作战经费和涉及群众利益的赔偿费可以宽打一些外，其他经费都抠得很细，特别是对特支费、招待费要求更为严格。他曾经多次告诫所属部队，领导同志下去碰上什么吃什么，一律不准搞招待。据担任八路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周文龙回忆，有一天，彭总到供给部驻地正赶上吃午饭，同志们想给他做几个菜，彭总知道后，立即制止了。他走进伙房，掀开锅盖，顺手抓起两个山药蛋和几片南瓜，边吃边说：“真香啊!”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便又商量：“只炒1盘鸡蛋，行吗?”彭总听了，先摆摆手，后又拍着肚子说：“不用了，这南瓜就蛮好，你们看我都吃饱了。”在彭总的影响下，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节俭，到部队后都不让下面招待，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

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其实是有原则的。刘伯承、邓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贴做了四川菜，请彭德怀过来品尝，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有一次，陈赓等人实在是馋了，旅里几个干部凑钱买了一些猪肉。听说彭德怀就在附近，但这几个干部怕挨骂，谁也不敢去叫他来吃。而就在他们把肉煮熟吃兴正浓的时候，彭德怀到了，众人正不知所措时，他幽默地指着陈赓说：“好啊，你陈赓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一下子把这紧张的气氛给缓和了，陈赓边吃边笑着说：“有众人为证，我们都想去喊你来吃肉，有的说，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我们怕你骂娘啊!”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谁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啊?”说着，大口吃起肉来。不过，这次凑份子的活动结束后，彭德怀对在场的人说，即使是自己掏腰包，这种打牙祭的事儿也不能多干，因为这样会使人迷上吃喝。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属：“谁个不愿意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多缴公粮等于多杀敌人”

2012年，山西娄烦县在普查当地革命遗址时，在一间破窑洞的灶膛里发现一卷麻纸，拿出来仔细一翻，原来是抗战时期马家庄乡道人沟村的公粮簿。蝇头小楷，记录着全村向当地抗日政权缴纳公粮的详细数目。除了公粮簿，还有一些八路军在特殊情况下向老乡打欠条借粮借物的记录。有的写着借马匹，有的写着借粮食，其中一张写着“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儿1担，民国三十年秋”。

2014年4月12日，山西太原市娄烦县人武部派人把3袋面粉、两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现金，交到周模旦的后人周区贵、周诚贵兄弟俩手中。周诚贵回忆说，当年周家10口人在村里包坡、垦山，种着40亩地，一年能打万把斤粮食。当时1个人1年200斤口粮，八路军打鬼子，找百姓借粮，他爷爷马上借给八路军1担粮，相当于1个人半年的口粮。据了解，八年抗战中，当时只有4万人口的娄烦县，有8000人参军抗日，每年上缴口粮300多万斤给八路军和抗日地方干部。

在抗战敌后战场，军政人员的粮食供给是抗日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征收公粮，是为了“确保抗战食粮之供给”。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应由党员做榜样，鼓励民众缴公粮。应以‘多缴一升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来鼓励群众，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

为了解决前线的供给，八路军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征收爱国公粮，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等口号下，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主动捐粮、捐款。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开始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开始了防共、限共政策并在1940年后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这样便使根据地的财政锐减，而陕甘宁等根据地又屡屡发生自然灾害，多个地区粮食歉收。

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受淹。从1941 年到1943 年，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旱灾严重，赤地千里，禾苗不生，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蝗灾。当时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 万余人，加上敌占区逃来的10 余万灾民，多达50 余万。1940年到1942年期间，是根据地经济财政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粮食和物资奇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并要求全军“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在这种形势下，大生产运动率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展开。1941年年初，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军垦屯田，使“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81万石，逐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游击队之歌》里的歌词反映了敌后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但事实上，并不是每次夺取日军武器的行动都能如愿以偿，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的牺牲。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场缴获已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作出“除了每个师外，各旅、各团，每个支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药厂（制造地雷和手榴弹）”的决定。1938年5月21日，朱德、彭德怀又向各部发出“要有计划创建军事工业”的号召。此后，八路军各部在招募技术工人和缴获日军小型机具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修械所等8个修械所。但是，这些修械所驻地分散，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不能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

1938年10月，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地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1939年6月，总部组建了军事工业部，统一领导军工建设。

对于军工部的组建，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机关、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干部和工人支援军工建设，仅当年7月初即从陕甘宁边区抽调了300余名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工兵营”，并从延安、西安运来一批较好的机器和器材。针对当时东南日益紧张的形势，朱德等领导人提出，总部修械所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应搬迁至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并创建长久的、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最后由左权选中武乡、黎城、辽县交界的黄崖洞。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便巍然屹立于黄崖洞，代号“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1940年春天，第一批步枪自黄崖洞兵工厂诞生时，正值朱德总司令55岁诞辰，工厂便把步枪叫做“五五步枪”。此时，兵工厂拥有机器设备约40多台件，职工近700人，被朱德美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军工部所属各厂共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生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9.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已经成为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

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还根据中央“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的指示，办起了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需要，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