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伎乐》：王者之心与伎乐之魂的诗意复活

就当代而言，成都诗人遍布东西南北，要全部认识他们、结识他们，是不可能的。但若从中报出有品牌有品味有品质的诗人姓名来，倒可以办到。彭志强就是其中一个，最近读了他的诗集《二十四伎乐》，这个判断就更加充分有力。

阅读他诗集的第一个感慨，是得王者之心，得当今诗篇，他复活了一代蜀王的丰满形象。

被蜀民代代传说至今的前蜀先主王建，当年是卖大饼的。如果满足于此，他将终身拥有一个“巴掌大的国”，诗人深入帝王之心，深得其中奥秘，“我不敢小瞧那些卖不完的饼，/一炉炭火也是迷人心魄的舞”（《舞阳》），那是“麦子摇晃的辽阔落魄”，他通过“舞剑”，舞出了蜀国。

诗人窥见到了帝王胆识。深受蜀民敬畏的前蜀先主王建，当年是个屠夫。“深山里，古寺旁，钟声撞了又撞。/又肥又大的钟声最易撞破胆识”（《杀牛》），真是不破不立，“先是云雾破，接着屠刀破，然后/是香火破，他不认识的经文破”，他的蜀国云开日出。

诗人揭了帝王的短。前蜀先主王建，当年是个贼。“偷别人的驴，让别人无驴可吃。/他用盐的无辜发明另一个无赖”（《盗驴》），活脱脱一个中国传统国君成长史缩写。

诗人对帝王当年的仕途知根知底。“从列校、都将，到随驾卫将军/只有忠于皇帝，才是得月近水”（《得月》）。

诗人已然成为前蜀王在当代的化身，他也栽了进去，“他一坐下，石头就睡着了。/他和石头从此相依，为命”（《王建石像》），他的诗篇因此令我着迷。“说好的千山万水，/说着说着就没了”。我甚至想，下次见到他，说不定我会称他为“吾王”。

成都号称芙蓉城，“是因为五代十国后蜀时期芙蓉花大规模入主成都城”（凸凹语）所致，归功于另一个也叫“花蕊夫人”的丽人。

成都是中国的文化名城，休闲之都，在这方面，王建起了莫大的划时代作用。在他的治下，百姓休息和倡导文化有了显著改观。

“后主王衍给不识字的王建谥号：圣文/这玩笑开得有点大，蜀国因此而缩小”（《圣文殿》），“圣文”，这既是开玩笑，又不是开玩笑，这是历史的认同。诗人有感于大老粗荣获文化圣人称号，叹息的是比“圣文”更高的“国运”，“他的美人，他的梦，腐烂成泥”，“难怪永陵圣文殿的门，一直虚掩/只有讲解员在传说里，进进出出”，诗人在乎的，依然是“吾皇”之心，特别是，没文化却格外重视文化的“吾皇”之心，留下多少故事，流传至今，比“国运”更多耐人寻味意义。

我阅读他诗集的另一个特别感慨，是获伎乐之魂，浮诗意之美，他已然成为唐代器乐的代言人。

诗人坠入《二十四伎乐》，宛若芸芸歌舞女子魂魄附体，他已经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分子，把她们从石雕浮像上请下来，重返人间。

“她从远方赶来，芙蓉刚刚开满蜀宫。/英雄已经到齐，她却还在找人”（《舞伎一》），诗人也在找人，“还有更重要的赶路人，赶来。/在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赶来”，诗人迷恋上了其中一位女子，多好的期待，“只争一良辰。足够月亮后悔一夜”。“闯进她的迷路”，以这种人人都能心领神会的执著意图，诗人在舞伎丛中“乐布诗蜀”。

诗人深知舞者的心事，“名垂千古，那是皇帝的事。/穿着可爱，哪怕领舞一个时辰也是妙事”（《舞伎二》），仿佛他跟那个“舞伎二”交往甚密。

他对《鞉牢鸡娄鼓伎》格外体悟，“被秋风吹软的石头，在永陵棺床/有再多的话也说不出口”，因为“她的左手还在用鞉牢纠正前蜀崛起的神话/和灭亡的真相”，这样的体悟，在他的器乐诗篇中，比比皆是，总有意象凸现，绝妙蜂拥。

诗人醉心于他的“诗意解密”工作，通过各种细节和情节，向我们展示了或陌生、或听闻、或罕见、或惊异、或意趣横生、或自相悖论但又蜕变悦人的种种王者之心的繁复透射、皇陵之身的层层叠叠蒙太奇和伎乐之魂的灵动演绎。

前蜀皇帝王建复杂而引人入胜的“事迹”与他的归宿之地永陵和唐代宫廷乐队“二十四伎乐”密不可分，诗人通过神道、棺床、石像、墓冢、神武殿、圣文殿、永庆殿、都安井、平安钟、永平堂、怡神亭、晚霞亭、安泰榭、三洞桥、平安桥、伎乐群雕等，将中国首个地上皇陵永陵复现为可读可感的现代诗篇，通过《二十四伎乐》将五代前蜀宫廷乐舞婀娜多姿推到阅读者眼前，使她们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纷繁迷离在诗篇中活灵活现，其场合细节令人眼花缭乱，而情景思绪又让人目不暇接。

诗人运用沉迷其间的感知感触、层出不穷的形态分解和可亲可信的演绎释放，把支配内涵丰富而行为多端的王者之心与主导场景曼妙再现以及歌舞意趣纷呈的伎乐之魂都神形如初地诗意表达了出来。这种表达是有难度的，稍有闪失，他的修复与重现意图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他做得恰如其分，没有被我们的篇篇阅读所拒绝，因为他包容了我们多元层次的心灵需要和来自各个方位的审美分享企图，他的每一篇诗章都堪称可读、耐读佳作，实属奇思意妙的纵情抒写。（作者：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