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不断完善监管体制和机制,优化市场结构,又必须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防范金融风险。
股市成了新年中国经济一朵惊艳的报春花,截至2月28日收盘,上证指数月度涨幅13.79%、深证成指月度涨幅20.76%,而创业板指数月度涨幅更是达到25.06%,创下历年来最大月度涨幅。市场人气集聚回升,春季行情驱散了市场上空盘桓已久的阴霾。
近期资本市场的强劲复苏是多重利好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1月初准备金率下调一个百分点,银行释放出1.5万亿的信贷规模。外管局将今年QFII规模扩大一倍,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股市。春节后公布的信贷和社会融资余额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五大行理财子公司全获批,万亿级新增资金呼之欲来,说明金融体系整体流动性充裕,有利于提振市场情绪。而中美贸易谈判的乐观进展、外围市场配合、企业年金、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入市政策日渐明朗,74家基金公司响应号召打响加仓“信号弹”,162只权益基金已满仓运作等等,均有利于提振市场情绪。
资本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孤岛,它是实体经济信心的标志,是实体产业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它与汇市、债市、银行及整个金融体系管道般关联互通。资本市场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高度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
华尔街的经验教训
2008年9月至10月间,美国股市跌去30%,强大的美国金融体系如“一间纸牌搭的房子开始倒塌”。股市暴跌让金融机构的“有毒废弃物”瞬间遍布整个经济体系。哪些金融机构得了癌症,哪些是健康的?谁都不知道,谁都不信谁,反馈机制导致信用市场整体失灵。这场由资本市场爆发的危机直接撕裂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纽约和伦敦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刹那间近乎停摆,整个经济面临瘫痪和崩溃状态。美联储立即行动,把一个“紧急安全阀”装入美国的金融体系。否则如果金融体系垮掉了,那么整个美国经济就会迎来至暗时刻。危机关头,可以用“压倒性力量”无限量地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用格林斯潘的话说“央行必须承担起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必要的时候可以用直升机撒钱”。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果断而协调一致的全球性紧急干预和救市行动因此展开。
危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2008年10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举行会晤,“救市成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共识”。恐慌袭来,美国的基金经理们打电话让妻子从银行里多取现金以支付未来几个月的花销,市场信心崩溃,金融体系一片混乱,到处是危机重重的“灌木丛”,“没有人可以相信”,突然之间就没有人愿意借款给其他人,谁也说不清哪家银行明天就开不了门。
在“双十”那天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反危机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因此成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政策文件之一。部分精彩内容如下:
西方七国集团在此认为,当前的形势需要紧急和非同寻常的行动,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信贷流动,从而支持全球经济增长。我们同意:
采取压倒性、决定性行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支持那些对金融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防止它们倒闭。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获得流动性和资金的广泛途径。
确保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媒介必要时能够通过公共或非公共途径筹集足够资本,重建市场信心并继续向家庭和企业发放贷款。
确保各成员国的储蓄保险和担保计划行之有效并协调相关行动,使储户对存款安全抱有信心,维护银行体系安全。
美国人的钱很少存在银行,大头在401K的养老金上,而401K全在股市和债市里,所以美国股市和债市跌不起,这是美国的脆弱性所在。去年圣诞前后的“异常波动”发生后,美国财长姆努钦立即发表声明称,他已向美国六大银行致电,确认市场流动性没有问题。他将立即与金融市场工作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协调措施来保障市场正常运行。天天“盯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出来喊话为持续反弹助力。
2015年6月以来,我们的资本市场一轮又一轮的“异常波动”犹如一个滚筒洗衣机,把投资者翻滚揉拧。而同一时间,美国股市实现了指数翻番,数以百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溢出效应助力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特别是对美国的消费拉动作用明显。
当然,华尔街不是生来就是一尊“圣杯”,它的历史浓缩了美国近现代的金融史和经济史。其间经历了“9·11”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多场地缘冲突、局部战争、总统遇刺、种族歧视引发大规模骚乱……凡此种种,华尔街经历的磨难不比谁少,但每一次它都能表现出极强的危机管控能力和修复能力,从容化解重大风险,安然度过危机,而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精准和“在线修复”的及时。过去三十年间,道琼斯指数从1000点上升到28000点。30年前,美国人家庭财产净值约10万美元,而借助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这一数字已跃升至百万美元,实现了惊人的财富增长。华尔街的历史,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市场对于一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
资本市场安全能力建设
当然,与有200多年发展史的华尔街相比,中国资本市场才走过20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投资者结构还是监管能力建设,都带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监管经验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都不足。
党中央高度重视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安全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中突出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第一次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积累了这个星球上最丰厚的物质财富。经济体量越大,金融越发达,越要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因为体量大,摔不起大跟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以资本市场安全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安全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证明,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必须依托于中央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机制。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不断深化,交叉性、跨市场金融工具广为运用的市场环境中,各类金融风险极易关联共振,股市、汇市、债市首当其冲,更加凸显了监管协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已是个巨型经济体,在经济金融体系进入颠簸的风险区间时,要“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资本市场特别敏感,对“异常波动”要有周密的风险应对预案,及早筹划,未雨绸缪,“不放过一个风险点”,而不能麻木无知漠视风险。一个大型经济体,如果监管当局不能及早介入预判、评估资本市场的风险,金融体系又不具有韧性,不能吸收外部冲击的话,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引领改革的是危机关头的广泛共识。现在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共识,那就是中国股市要告别暴涨暴跌的周期律,既要不断完善监管体制和机制,优化市场结构,又必须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防范金融风险。险相环生时要有防范重大风险的“先手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非常时期采取强力“压倒性”措施维护市场系统性安全。去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六稳”的同时,首次提出“提振市场信心”,并要求“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佳整体效果”。而在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金融安全能力建设的深刻论述引起市场广泛关注。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提出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防止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强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应该说,这是在深刻汲取2015年以来市场多轮“异常波动”的教训之后的战略性安排,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安全能力建设历史性地提升到了国策层面上来。
当下,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共识,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要下大力气把资本市场搞好,建立一个与大国经济规模和质态相匹配的、让投资者能享受到财富效应的、有获得感的健康的中国资本市场。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研究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