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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发布金融检察白皮书，全面梳理金融犯罪新特点、新趋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朝阳区检察院共受理金融犯罪审查逮捕案件703件1170人、审查起诉案件555件1467人，案件总量及涉案人数均同比增长三成左右。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仍然是金融犯罪的“重灾区”，占同期金融犯罪案件总量的85%。案件类型则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以P2P、私募基金为犯罪手段的案件增长较快。
对此，朝阳区检察院建议，相关部门应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犯罪打击力度，探索建立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涉案资产处置机制，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非法集资案件持续高发，隐蔽性、欺诈性特征凸显
白皮书显示，今年以来，非法集资案件呈大幅增长态势，涉案金额屡破新高，涉案范围更加广泛，大要案频现。在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非法集资审查起诉案件中，涉案金额过亿元的就有84件，其中，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的15件，超过10亿元的7件，超过100亿元的2件。
此类犯罪手法也在不断翻新，隐蔽性、欺诈性特征更加明显。在赵某某等集资诈骗罪一案中，涉案公司以炒黄金现货、期货等为由包装理财产品，这类投资理财产品专业性强，很容易诱人陷入圈套。
犯罪分子还抓住投资群众对“保本”的底线要求，将非法集资包装成借贷、股权投资、购物、办理年卡等正常等价交易行为，误导投资群众，再以高息、回购、返现、附赠商品等形式承诺高额利息，环环相扣引诱投资人踏入非法集资的陷阱。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行业高精尖人才聚集，非法集资犯罪主体也呈精英化趋势。”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吴春妹说，金融犯罪也呈现组织化、集团化的特征，金融犯罪集团层级分明、组织架构完备，常常以产业链形态运作。
近年私募基金犯罪增长较快，风险逐步显现
自2014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制度确立以来，私募基金领域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一些非法集资公司打着私募基金的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一些合规私募基金机构在募集、使用资金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突破监管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以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华融普银案”为例，被告人蒋某、董某伙同他人成立了两家公司，借发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为名，以高额年回报率、返本付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直到公司因无法兑付到期钱款而案发。经审计，两家公司共向3000余名投资人非法吸收55亿余元资金，造成投资人经济损失34亿余元。
按规定，私募基金不得公开向社会大众宣传。但犯罪嫌疑人不仅对投资人、投资金额等不作任何限制，而且通过各种虚假宣传吸引投资，甚至与投资人签订股权回购协议、让关联公司出具担保函等方式打消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顾虑。一些在金融活动中承担现金支付、结转，资金审计，法律咨询服务等职能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操作，也助长了非法集资、套路贷等犯罪行为。
近两年，网络借贷平台逐渐进入风险集中释放期，涉网络借贷平台刑事案件数量猛增。据白皮书披露，2019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件中，涉p2p网络借贷平台案件就有23件，占案件总量的27%。
建议探索建立资产处置机制，提升追赃挽损效率
“分析金融犯罪案件，反映出金融法律供给与金融发展需求不平衡、现代科技监管手段应用不足、刑事处罚威慑力不足等主要问题。”吴春妹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手段较为单一，穿透式监管难以实现，发现风险和防控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司法实践看，部分金融违法犯罪违法成本较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重复犯罪时有发生。以非法集资犯罪为例，集资诈骗罪的证明标准较高，司法机关一般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量刑，但集资诈骗罪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刑期为十年有期徒刑，二者差距巨大。而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尽管犯罪数额从几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但量刑均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难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
对此，吴春妹建议，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应密切配合，通过完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案件移送、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等机制建设，构建金融犯罪打击合力。同时，合理区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界限。
“金融犯罪，追赃挽损是重要一环。大部分涉案公司在案发后，剩余资产很难覆盖全部投资金额，查封、冻结、扣押范围较为有限，致使部分犯罪嫌疑人直至服刑完毕也无法偿还投资者损失。吴春妹建议，应当探索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资产处置机制，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提升追赃挽损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