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创新记忆

上世纪90年代，相声表演大师马三立（左一）与尹盛喜总经理（中）等人在老舍茶馆进行联谊活动。（资料图片）

创新、超越、富足，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也深深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北京作为首都，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标识，在40年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创新记忆。

勇走第一步的创业者

上世纪70年代末，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城。1979年，仅北京就有50余万知青从内蒙古、大西北、云南等边远地区返城，就业压力陡然增加了许多。

在这种形势下，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北京市《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1980年11月4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允许个体户从事饮食小吃和小商品经营的请示》。在妥善安置返城知青、扩大就业渠道政策鼓励下，一些勇敢者走出了第一步。

1979年5月，宣武区大栅栏街道供销组组长尹盛喜辞去公职，和知青们在前门月亮湾一处墙边，搭了一个简易凉棚，取名“青年茶社”，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茶社开张当天就赚了60多元。到1985年，最初的“茶水摊儿”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2个分公司、14家门店，年营业额达5000余万元的中型企业。1988年，尹盛喜又在前门大街开办了老舍茶馆，这是北京市第一家新式茶馆。如今，“大碗茶”已成为20世纪知青返城创业的珍贵记忆，老舍茶馆也成为京味文化的代表，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和中外交流窗口。

另一位勇敢者刘桂仙，在东城区翠花胡同办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有营业执照的个体餐馆。在东城区政府的支持下，刘桂仙从灯市口一家银行贷款500元买了一个旧冰箱，又买了豆腐、米面、副食。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开业了。刘桂仙用剩下的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全是鸭子菜。

开业当天，吃饭的人排队排到了胡同口。屋里只有4张桌子，坐不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坐门口，给排队的人发号。有位外媒记者等了很久，刘桂仙赶忙从邻居那里要了几勺面粉，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记者心愿。晚上关门，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净赚一倍多，相当于她丈夫一个月工资。

改革开放后，来北京的人多了，住宿成为大问题。1985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第8版刊登了记者米博华的一篇报道——《北京当是不夜城》。文章指出在“气象非凡”的变化背后，北京市民生活还有“诸多不便”，夜晚乏味沉闷。北京市政府立即批示转发全文，在当月就出台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人民生活“几难”的几点意见》，开始着手兴办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大力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第三产业。饭馆、旅店、服装摊、日用品店，各式各样简单却实用的便民商业网点在北京铺展开来，“住店难”“吃饭难”“做衣、洗衣难”等问题开始逐步得到解决。

郑宝玲和她的宜琴饭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1985年4月，47岁的郑宝玲提前从北京电子管厂退休。她把天津祖上老房子卖了，加上从母亲、亲戚朋友处借的钱，一共6万元，用自家落实政策的房产，在东城区小牌坊胡同7号办起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个体旅馆。

尹盛喜、刘桂仙、郑宝玲，他们是改革开放无数勇敢者的代表。他们敢为天下先，个人勇敢迈出的一小步，共同汇聚成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大步。

难忘的北京奥运

改革开放40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并成功举行，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中国人近百年的一个情结。1979年底，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表决，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对于许多北京人来说，在自家举办奥运会成为了可以期冀的梦想。从那时起，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与奥林匹克运动开始了更亲密的接触。

1984年，中国派出代表团赴洛杉矶参加奥运会，也是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那一年，很多北京人家里都添置了黑白电视机，老百姓都盼着能在电视里收看到奥运会比赛转播或者新闻。于是，京城的四合院里、机关家属院的公共区域，一台台电视机前，挤满了激动的脸庞。

1990年的亚运会，让北京开始了“奥运之旅”的热身。为了修建亚运会比赛场馆，在京城北部的中轴线旁一块几百亩的土地上，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始动工。这是北京在上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建设。

1990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亚运村，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场馆建设。他对陪同者说：“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办奥运也是我们中国对外的窗口。”

1990年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给北京增添了信心。199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申办主题口号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北京启动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程序。现在的奥林匹克公园，那时还叫洼里乡，成为奥运场馆的预留地。

1993年9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上，北京以两票之差惜败。1998年底，北京再次递交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出“北京”二字时，中华大地一片欢腾。

申奥成功给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的6年多时间里，北京人民埋头苦干，各项事业迅猛发展。2003年底，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破土动工。当时的北京，成为世界上建筑吊车最多的城市。“鸟巢”逐渐显露出了它编织的外形，已有百余年的膜结构理论也终于在“水立方”得以实现。北京奥运会筹办一直奉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得到国际奥委会高度赞赏。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国健儿奋勇争先，首次获得金牌榜第一名。奥运组织者安排周密，志愿者服务周到，获得世界各国运动员和观众的广泛好评，被誉为“无与伦比”的一次奥运会。

更为可贵的是，奥运会结束后，奥林匹克公园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圈，打破了此前“奥运会结束后奥运场馆周边撂荒”的魔咒，也为北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此后的奥运会举办城市提供了“北京经验”。北京通过2008年奥运会，学到并掌握了奥运会先进的运营和管理模式，践行和发展了奥运理念，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和信任。在2015年7月31日，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北京即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既举行夏季奥运会，又举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开创中国式硅谷

中关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首都发展的金名片，被誉为“中国硅谷”。

40年前，中关村只是北京西北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村里的庄稼地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邻的，是大批冒着黑烟的手工作坊式乡镇企业。

1980年10月，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并提出在中关村搞试验，移植美国硅谷经验的设想。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雏形。到1984年，这里的企业发展到40家，年营业额1800多万，形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本架构。这期间，中关村的代表性企业有“两通两海”，即四通公司、信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

中关村的创立，推动了我国以微电子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全国最大的计算机及其元器件市场。1987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国家科委等七个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48家民营科技企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组对中关村的科技公司状况、架构、营销、运行机制进行详细调查，并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关村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在中关村成立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同意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实施税收、财政、海关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全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也决定了中关村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未来发展之路。

时光荏苒，伴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和电商的崛起，从2011年起，中关村电子大卖场开始转型升级，根据中关村功能定位，将不再鼓励发展电子卖场等业态，昔日的电子一条街将彻底转型为创新创业一条街。

2018年5月，中关村大街沿线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开始拆除，建于1998年的广安中海电子市场将变身一座4000平方米的街心花园，提升中关村西区的城市景观；昔日的鼎好、海龙、e世界则将转型升级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与之相隔不远的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也变身中关村创业大街，逐渐成为全国创业者的朝圣之地。

根据规划，北起清华大学西门，南至白石新桥，长达7.2公里的中关村大街，将被打造成又一处双创资源聚集的创新示范区。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子越过越美好，生活越来越舒适。40年间，北京发展的点点历史印记，只是改革浪潮中的微微浪花，反映着百姓的一些感受，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大发展、时代的大变迁。

（张文良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