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永载史册

寒冬时节，记者在五大道寻访参加长城抗战的二十九军将领们的旧居。在成都道找到了张自忠故居，而位于新华路与烟台道交口的宋哲元故居已不复存在。五大道研究专家金彭育先生对记者说，二十九军的历史功绩，不会被遗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并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然而，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步步紧逼，试图越过长城，进犯华北地区。

日军集合8万余人，分别从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发动进攻。面对重兵压境，国民政府命令二十九军负责喜峰口、罗文裕方面的防务，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担任总指挥，驻守通州、蓟县（今蓟州）一带。为了表示与敌决一死战，他把家眷送到天津，并写下“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

战斗最先在喜峰口打响，战况异常激战，喜峰口几度失而复得。为了就近指挥，军长宋哲元、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都来到了三屯营子前线指挥所。当时在潘家口等地与日寇激战过程中，第225团伤亡惨重，团长刘振三急电张自忠请求支援，张回电说：“有一个人打一个人，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官顶不住枪毙官，兵顶不住枪毙兵。要与阵地共存亡。”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当时，二十九军的将领和士兵都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轻伤不下火线。当有将领劝受伤的赵登禹不必亲自前往，他则佩刀拄地，跃然而起说道：“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最终，经过5天激战，砍杀日军3000多人，击退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朝日新闻》惊呼：“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评《喜峰口的英雄》，称赞二十九军，“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沾这班英雄们的光，又抬起头来了。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了。”

然而，日军并不甘于失败，他们决定改变进攻方向，试图把罗文裕当成突破口。当时日军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佯攻喜峰口，暗地里却将主要兵力运至罗文裕，企图从这里突破长城防线。1933年3月16日，敌我双方在罗文裕展开第一天激战，毙敌1000多人，我军也伤亡700多人。第二天日军又调集步炮兵五六千人，再次发起进攻，意图攻占山楂峪口，截断我军。在二十九军大将刘汝明部将士的拼死抵抗之下，最终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其时，有受伤士兵大呼“敌以枪炮，我以大刀、血肉也能战胜日寇，我二十九军即使全体战死，日军也需费许多时日及弹药。”甚至连日方也承认中国军队“其奋勇程度前所未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人，尽管敌人有大炮飞机，我军只有土枪、大刀，我军依然能够一次次逼退敌人的进攻，坚守住阵地。

说到长城抗战，就不能不提大刀队，说到大刀队，就不能不说天津的韩慕侠。韩慕侠是天津静海县（今静海区）人，与武术大家霍元甲是同乡，曾在南开中学教授武术。周恩来就于此时跟随韩慕侠习武。韩后来到张学良军中训练武术团，利用形意五行连环枪的枪法训练刺杀，具有很高的实战价值。最终大刀队在喜峰口战役中发挥很大作用，并因此声名远播。当时上海的作曲家麦新，还专门为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了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传诵全国。

长期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对记者说：“尽管最终中方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但是二十九军的长城抗战，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当时全国军民的信心。让日军见识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延缓了日军侵略华北的步伐。”（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万鲁建 记者 张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