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要有时代感

     不仅评书，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有时代感，有当代性。如果观众一接触评书，就觉得距离自己非常遥远，那评书艺术就面临真正的危险了。

　　评书诞生至今已有千余年，长久未衰，而且始终紧随时代步伐前进。唐朝时，元稹和白居易唱和的诗里就提到评书，“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的内容就是唐朝当时的传奇；明朝冯梦龙、凌濛初所做“三言”“二拍”话本小说，把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案头文学，反映的也是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明末清初柳敬亭说的也多是当时的故事。评书历来都是关注当下、随时代发展，如果只拘泥于古法、拘泥于旧题材，只会捆住评书艺术向前发展的手脚。

　　评书延续至今，内容不断更新，形式始终没变：扇子、醒木、手帕三样道具。其劝善惩恶的价值观也始终没变，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在没有现代科技传播手段的时代，老百姓就是靠上书场听书、到戏园子看戏得到历史知识，评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四大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三部都是先有说书，后有作品。当年说“水浒”“三国”的老艺人早就不在了，但是“水浒”“三国”故事却依托纸张流传数百年，并将永久流传下去，它们是中国文化经典，是评书艺术的富矿。

　　“一人多角，调动观众进入情景”是评书艺术的特点。“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听评书也是如此。“调动观众”是评书艺术的基点，强调留给观众充分的想象和体会空间。评书素来讲究和观众互动，评书演员随时都要关注听众反应，及时捕捉观众情绪。评书艺术的革新也必须根据这个基点进行，具体改革得如何，就要看评书演员个人素质和能力了。

　　我认为评书演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加强以下四个方面能力：一是“说”，也就是讲故事的叙事能力，这是基本功；二是“演”，要把讲述的人物演活，人物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三是“评”，说书人在关键时刻必须得有个人见解，而且需站在一定高度上，富有一定哲理性；四是“博”，也就是修养和素质，评书演员到老都得做学生，必须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和素养。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媒体初兴，当时我就想，评书一定要在这个“新媒体”上占据一席之地。1985年我带着评书《杨家将》走上荧屏，成为将评书艺术引进电视媒体的第一人。为避免电视评书造成视觉疲惫，我加大表演幅度，突出人物形象和神态塑造，在舞台调度等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使评书一下子有了很强的立体感。我几近动用全身能量，力图将观众的耳朵、眼睛都调动起来，一下子就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激起观众的情感。电视评书《杨家将》轰动一时，有一次因为转播足球赛事，当日评书停播，结果电视台的电话响了一整天。之后，中央电视台和全国20多个省区市都开设了专门的电视书场栏目——古老的评书艺术遭遇现代传播媒体，不仅可以依然葆有自己的位置，而且老树开新花，开得更艳。后来，央视三套将我主讲的《隋唐演义》改编成动画评书《罗成别传》和《秦叔宝别传》，这都是传统艺术力争与时代潮流融会贯通的积极努力。

　　近年，常有人问我，评书现在发展低落，会不会有一天消亡？我对此倒是很乐观。首先，评书生命力扎根于“讲故事”这一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类传统，讲历史、讲现实、讲人生，这种形式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同时它也是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母体和载体。作为一门说话的艺术，只要人类还有听故事的需求，评书就有生存基础。其次，评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它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现代的它同样如此：有了广播，就有了广播评书；有了电视，就有了电视评书；有了网络，又有网络评书……现代传媒不断迭代，评书也在积极改变自身，适应时代。这种自我更新的品质是评书走下去的另一大保障。

　　传媒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文化艺术选择越来越广泛和多样。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门艺术形式都要经受考验，都要面临分化。文学如此、影视如此，评书也一样。目前来看，分化之后的评书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拥有固定观众，北京书场像宣南书馆的观众可不少，现在北京卫视在播我的评书《施公案》，同时段收视率也不错。

　　当然，评书要想走得更远、更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对评书演员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除了要在“说”“演”“评”“博”上下苦功夫，还要懂创作。评书演员不会一曲成名、一夜爆红，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当。而且，评书演员不仅要讲好历史传奇，更要讲好时代故事。我说《水浒传》、说《杨家将》，也讲党史故事《星火燎原》，还把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写成短篇评书在全国巡演。不仅是评书，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有时代感，有当代性。如果观众一接触评书，就觉得距离自己非常遥远，那评书艺术就面临真正的危险了。

　　（本报记者张珊珊采访整理）

　　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评书表演艺术家。曾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评书《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海瑞传奇》《刘秀传》等。曾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