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海洋的历史光影

图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的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地图。

图为“黑石号”部分出水器物。

　　1998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的渔民，从海底打捞上来一只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闻讯赶来的在印尼从事沉船打捞的德国公司发现了一艘在海底已经沉没千年之久的古船，6万多件珍贵文物从海底“浮出”，其中90%以上的陶瓷来自中国湖南长沙窑。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黑石号”。沉船系阿拉伯人在东非、阿拉伯、印度沿岸使用的双桅或三桅三角帆船，其中有一个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公元826年的印记，考古学家结合对其他器物的考证，确认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一个关于中国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就此被打开。

　　回望历史，人类先后开辟出陆路、水路与空路，而同时能连接古今与东西的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见证了人类文明无数次兴衰更替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思想之路，如今再一次焕发新活力，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更与方兴未艾的中国水下考古息息相关。

　　映日帆多宝舶来

　　实际上，早在《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从现在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至印度洋已程不（今斯里兰卡）的海上通道。唐代贾耽（730年—805年）则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的2条海上通道为登州（今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明代郑和航海图则更加全面清晰地描绘了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南海、印度洋通往西亚与东非的航路。这些古代中国通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的海上通道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文。1982年，大陆学者陈炎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与沉船的逐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渐趋繁荣，其影响也逐渐波及社会大众层面。

　　在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秦汉时期，广东徐闻与广西合浦是当时的始发港，广东南越王墓发现的象牙、波斯银器与广西合浦汉墓群出土的玻璃杯、玻璃串饰、金饰等，被认为是最早的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异域奢侈品。另外，被中日广为传诵的徐福东渡的历史背景和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曰“光武赐以印绶”的高度吻合，说明经朝鲜半岛通往日本的海上通道在秦汉时期也已形成。秦汉帝国奠定了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并就此形成了东达日本、南到印尼、西至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早期海上航线。

　　此后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但海上丝绸之路并未阻断，而是进一步得到发展。公元7世纪，随着隋唐的统一强盛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无论是短暂隋朝的4次日本遣隋使，还是唐代12次遣唐使以及鉴真东渡，都是海上丝路东线繁荣发展的佐证。而唐代僧侣义净于671年乘商船经苏门答腊前往印度、唐朝于714年在广州始设“市舶使”管辖海外贸易，都充分说明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西线的昌盛。

　　800多年前的南宋，一艘满载货物的海船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前往东南亚、西亚地区完成一次例行的贸易，船行至现在广东阳江海面附近沉没。1987年，这艘未能完成航程的沉船被发现，这就是“南海Ⅰ号”。2000年起，国家文物局组织水下考古队，多次进行探摸、试掘工作，并初步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的尺寸最大的宋代沉船实物”，制定了令世界惊叹的整体打捞方案，并最终将“南海Ⅰ号”打捞出水，“驶”进了专门为其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考古发掘依然在进行中，通过巨大的沉船、庞杂且惊人的出土文物，我们不难想象当年中国沿海港口商船云集、桅杆林立的壮观景象。

　　宋元时期，水密隔舱造船技术与指南针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吨位与远航能力；同时，宋人的南迁使中国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东南地区，促进了当地商品贸易的高度发展；再加上陆上丝绸之路的日渐荒芜，多种因素促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鼎盛。宋元政权在东南沿海设置多处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从南宋《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元代《岛夷志略》等大量记载海外地理、风土、物产的书籍，也可看出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空前广泛。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沉船明显增多，除了“南海Ⅰ号”还有“华光礁Ⅰ号”、泉州湾沉船与元代辽宁三道岗沉船，韩国海域的元代新安沉船，无论从船舶类型、装载货物、航行路线均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得益彰。

　　大航海促成环球海上丝路

　　进入明代，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官方贸易的顶峰。但是之后的海禁二百年，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造成了沉重打击，进而演变成所谓的倭寇之乱，其实质乃是民间武装走私集团与倭寇联手的贸易走私活动。在民间持续强烈的对抗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放开海外民间贸易。与此同时，西方地理大发现导致新航线开辟，西班牙、葡萄牙航海探险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环球海上丝路终于形成。

　　每一艘远航却不幸沉没的船只，都相当于陆地考古的一个遗址，是那个时代高度浓缩的标本，通过对所有信息的捕捉，可以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明代的沉船发现代表性的有福建平潭老牛礁沉船、广东南澳Ⅰ号、西沙北礁3号，越南海域平顺号，菲律宾海域的利纳沉船、皇家舰长暗沙二号、圣迭戈号，马来西亚海域宣德号、万历号、兴泰沉船，基本反映了大航海时代海上贸易的情况。

　　清初反复海禁，至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但是，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仍很繁荣，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的商人也纷纷来华设立商号，大量进口瓷器、茶叶、刺绣、漆器等商品，中西合璧的外销广彩瓷成为最主要的特色，以至于在欧洲刮起一股强烈的“中国风”。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并割让香港，海外贸易完全被西方控制。同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蒸汽轮船逐步替代古代帆船，以风帆贸易为特点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就此走向了终结。

　　2000多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反映出不同朝代对待海洋的态度与观念。既有汉唐宋元的开放、自由、包容，也有明清海禁闭关的保守、僵化，使宋元时期的造船与航海优势丧失殆尽，错失了顺势发展为海洋强国的机会，这或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面对2000多年来卷帙浩繁的中外文献、笔记、档案，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或许还远远不够，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物化形式的港口、沉船、货物的研究则更是停留在起步阶段。2014年6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流的共同遗产，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文化友好往来注入了新的元素。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路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已经以“古泉州（刺桐）史迹”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申遗文本。同时，我们更期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联合申遗，将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共同遗产注入到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