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最喜欢的称谓是老师

燕园草木深。

未名湖畔,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木,一片红楼灰瓦间,外国专家居住的帕卡德公寓掩映其中。安乐哲,就住在这里。

金灰色的卷发、和善的笑容、炯炯有神的双目、高大的身材,眼前的安乐哲,尽管已年逾七旬,但依旧精神矍铄。“今天很高兴你们以‘老师’为话题来和我聊聊天。”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给人带来一股亲近感。

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安乐哲的教龄已整整40年。自1978年开始在夏威夷大学任教至今,他曾先后受邀担任剑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也曾担任过美国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亚洲发展项目负责人、《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乐哲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经典翻译,系列著作包括《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译著有《论语》《中庸》《道德经》等,着力纠正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是蜚声中外的比较哲学家和儒学大家。

“尽管很多人称我为儒学大师、东西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但我最喜欢的称谓还是‘老师’。”每每谈及“老师”二字,安乐哲的脸上总是露出骄傲和自豪的神情,几十年的从教经历让他乐在其中。

18岁时决定将中国儒学作为研究方向

提及与孔子和儒学的结缘,安乐哲说,这主要得益于自己18岁时到香港做交换生的经历。

出生于加拿大作家家庭的他,小时候受到父亲和哥哥的影响,曾励志要做一名诗人。1966年,安乐哲就读于加州雷德兰斯大学,偶然间在校园里看到一则选派学生去香港学习的消息,于是报名申请,只身来到远在大洋彼岸的香港。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初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安乐哲便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是独立、外放的,我们往往希望通过辩论的方式展现个性,突出自我;而东方人则是含蓄、内敛的,他们更注重地缘、家族的纽带关系。我当时并不很理解其中的不同之处。”

幸运的是,在迷茫之际,同学送给了他一套《四书》合集,并从《论语》中挑选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句为他取了与英文名谐音的中文名——安乐哲。这一切不仅让18岁的安乐哲第一次知道了孔子,更对儒学着了迷。他回忆说:“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先生、崇基学院的劳思光先生带我学习文言文,让我进入儒学的大门。从此我决定将中国儒学作为研究的方向,并致力于将其讲授给更多的人。”

不过在当时,中国哲学这个专业实在太过冷门,为了继续学习,安乐哲不得不辗转于亚、欧、美三大洲。他先后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学校分别取得中文硕士、中国哲学硕士,中文博士、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而后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最终在著名汉学家刘殿爵的推荐下到夏威夷大学任教。

“这13年的求学过程,很有《中庸》里所讲的‘道不远人’的感觉。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让我更坚定要做一名‘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决心。”回忆起这段往事,安乐哲表现出对成为一名中国文化传播者的执着。

教与学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

谈及教与学,安乐哲有说不完的话。

“甲骨文中的‘学’字,样子看起来像一个学校,所以它的意思也并不只是‘学习’,而是同时包含了‘教’和‘学’两方面的含义,是教与学的互动。”每每提及教育,安乐哲喜欢追本溯源,常以孔子做榜样。

在安乐哲看来,孔子是谦虚、好学的老师,他的一生都处于不断看书、学习的状态,并且善于发现和学习学生的长处。“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夸赞学生颜回比自己要聪明,教与学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安乐哲说。

上学期,为了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年,安乐哲特意开设了《杜威与儒学》这门课,课程结束时他问学生:“你们认为这学期谁的收获最大?”当所有人都看向班内成绩最好的学生时,安乐哲却摇摇头,随后大声地告诉他们:“我这个老师才是学得最多、收获最大的人。”

作为一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安乐哲认为,同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样,“教室就是我们的实验室,要在课堂上多与年轻人谈思想。”为了能够在每天8点上课前将自己最新的想法整理好,安乐哲常年保持着清晨4点钟起床的习惯。他表示,“在课堂上,学生的想法会提供给我很多研究的灵感,所以我书中的很多思想,都是与学生们交流过的。”

至于如何培养学生,安乐哲也有独特的想法。“英文education这个单词,在拉丁文中有两个字元,一个是educare,指的是老师传授知识的基础性课程教育,一个是educere,指的是老师在讨论中引导学生产生自我思想的研究性教育。这两种都是必不可少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学生完整的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安乐哲始终坚持着这样的方法,将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给学生,也注意让学生研究自己喜欢的题目,形成独立的思想,努力达到教师和学生相互学习的状态。

希望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日前结束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安乐哲作了主题为“中国的社群观与家庭不可分割”的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一多不分”的关系。

在将众多中国哲学经典翻译为英文时,安乐哲所依据的中文内容都是考古学最新挖掘出的材料,并从比照中西不同文化语义环境视角,仔细斟酌每一字词的翻译,生怕一个不恰当就让外国人误解。他印象很深的一次是翻译《大学》时,按照英文的习惯,“大学”通常翻译为“The Great Learning”,但当时一个学生提出应该译为“The Expansive Learning”,表达扩大学习、不断成长的意思。如此一来,《大学》一书的核心思想跃然纸上,英译的内涵也更为丰富。

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安乐哲一直以学者和教师的身份、以严谨求真的态度比较着中西哲学的不同之处,他提出的“让中国哲学文化讲中国话”成为当今比较中西思想界和阐释中国的经典之语。他表示:“在西方图书分类法中,《易经》《道德经》《中庸》等中国哲学书籍,一直被放在‘东方宗教’类书籍编目中,从未被当作哲学类书籍,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固有看法。”

下一学期,安乐哲计划为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哲学经典英译研究》课程,对他们进行中英翻译词汇的训练。“这些博士生未来都是要走向教学岗位的,通过针对性的训练,他们能够更准确地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希望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安乐哲谈到自己的良苦用心。

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迄今已30多年,“中国快速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汉语也愈发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和重视。而我最希望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能为世界更好地接受,并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精神财富。”安乐哲感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强调输赢,但中国以儒家‘仁’为中心的文化则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兼容并蓄后哲学的‘东西方化’,希望世界上能有更多国家接受中国的文化思想,以感同身受的情怀,实现多方合作,共同解决人类同命运共发展中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