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叶兆言很喜欢肖全给自己拍的一张照片：在一堵光秃秃的墙前，他穿着白色背心，眉头紧锁。那是1991年8月的一天，他带着肖全去食堂吃饭，午后阳光正好，便在院子里留影。他记得院子里有一棵泡桐，一到冬天就会挡住阳光，他总要在某个日子，拿起菜刀，嚓嚓嚓地砍树。
当时叶兆言刚买了一台电脑——此前他用的是四通打字机，每天拼命打字写作，“有时做梦也在写，所以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直到现在，他仍时刻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即便是接受采访，身边的电脑也是开着的。他自嘲是“一个热爱写作的老家伙”——每天像工人做工一样考勤打卡，天色刚亮就坐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写作或者冥想.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一直到写不下去才停”。
这一写作习惯是祖辈留下来的。每当忆及祖父叶圣陶，他的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80岁的祖父伏在案头，有时写信有时读书，一坐就是8个小时，天天如此。30多年过去，祖父的背影一直定格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让我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作家。你是要工作的。你的姿态就应该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给别人一个背影。”叶兆言说。就在这日日伏案写作的背影中，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小说便是《刻骨铭心》。
民国儿女们的爱与痛
《刻骨铭心》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这座城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城中的青年男女绍彭、丽君、希俨、秀兰等。在动乱中命运悲欢交织，有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有人从富贵跌落，在凄惨中结束生命。
“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四个字，好像找到了一根绳子，把头脑中零散的东西串起来。”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个故事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写。
叶兆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关于南京的书写，他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說，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次写《刻骨铭心》，他也将一些南京史实穿插在虚构的故事中间。
主人公绍彭一出场，便在秦淮河边的桃叶渡，拿着大蒲扇给国学大师章太炎扇风，后者正给一众年轻人讲典故。随后高云岭45号、雨花台、乌龙潭等南京真实地名一一出现，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也现身其中一章……“感觉不时被点到穴位。”同样生活在南京的作家鲁敏说，她觉得这是一部“最南京”的小说。
但在叶兆言本人看来，这些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技术活”，“就像空的房间挂上一幅画，只是点缀。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让他们走进去，看下去。小说不以历史、掌故取胜，最重要还是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它是否能打动人”。
写《刻骨铭心》时，他常常会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那是一个压抑的故事：年轻的曹七巧嫁给大户人家的残疾儿子，欲爱而不能爱。在财欲和情欲的压迫下，她变得扭曲、乖戾。丈夫死后，她为控制女儿。让她养成很多坏习惯，包括抽大烟。后来，女儿遇到心仪的男人，悄悄戒掉大烟，而当男人来求婚时，她说女儿“抽完大烟就下来”。
“为什么一个做母亲的人，要处心积虑地毁掉女儿的幸福？”叶兆言自问，顷刻间又给出答案：“这就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种无奈的痛。这种痛很揪心，让人忍不住要叹息，忍不住要呐喊。”以此为参照，他写民国时代南京儿女们的爱与痛。
小说后半段，丽君的第二任丈夫冯焕庭，曾是一手遮天的军阀。日军屠城，军队抵挡不过，他不得不躲在自家阁楼上。一日，眼看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女儿锦绣即将被日军侵害，他选择站出来，最终被日军杀害。之后，丽君和锦绣没了靠山，人生也一点点滑落——一个在穷困和疾病中死去，一个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剧作家。
写完后，叶兆言拿给女儿看，女儿边看边哭，“后来我告诉她。写这一段时我也是哭的”。
“文学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痛，而痛中间始终有善。事实上，有了善才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痛。痛的底子，加上善，才会更刻骨铭心。”叶兆言说。
俗与不俗，是写作的重要标准
每每提及叶兆言，难以回避的是他的家世。
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父亲被打为右派后，一度对文学充满了恐惧，于是从小就教育他：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只有一条，不要写小说。
“后来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我少时的阅读有关。”叶兆言说。
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这面由书砌成的墙，成了叶兆言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为了教他识字，父亲做了很多卡片，上面写上端端正正的方块字。父亲忙于工作时，他就拿着卡片，踮起脚站在书橱前，对着书脊找自己认识的字。9岁那年，因为“文革”，家中的书籍都被没收，“看着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将家中的藏书送往指定地点，一趟又一趟”。
3年后，收缴藏书的房间要腾出来给一对年轻人做婚房，那些书有幸被归还。叶兆言又开始了天天与书相伴的日子，“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譬如爱伦堡的《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等，都是那一时期读的，“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
因为父亲的教导，叶兆言从小就没想过当作家。他喜欢玩半导体无线电，后来还迷上照相机。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和他聊天，陪他和朋友见面，在他身边乱看书。“爷爷说《战争与和平》好，我就读《战争与和平》。他说巴尔扎克好，我就读巴尔扎克。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让我武装到了嘴皮子，可以到处卖弄。”
有一次，他看到爷爷的案头上堆着一摞厚厚的小说手稿《李自成》——当时很多作者将作品送过来，指望叶圣陶在语文上把把关，他拿起就读，“一口气读完后，爷爷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也说不出好坏，只知道故事挺好看”。8年后，由姚雪垠所著的《李自成》（第二部）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叶兆言深受堂兄三午的影响。“谈起文学的启蒙，三午对我的影响耍远大于父亲，更大于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诗人，和北岛、芒克、多多等都是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
有一阵子，叶兆言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会讲故事，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然后让他买烟，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
在三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读过、抄过他们的诗，甚至有过一个短暂的文学理想——成为一名像多多那样的诗人。他至今仍记得三午拿着多多的诗，大声地朗读，然后大喊一声：“好，这一句，真他妈的不俗！”
“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奇特的句式，惊世骇俗的字眼，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叶兆言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俗与不俗，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一直到现在。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便自学高等数学、微积分，准备考医学院。但因为眼睛受过伤，体检不合格，只能选文科。第二年，他收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没有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没办法，又耍弄文了。”
写什么都被发表，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
《刻骨铭心》的最后一章，名为“有点多余的匆匆结尾”。叶兆言在其中提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在这一作品中，他写到过一个叫李道始的人——戏剧学校副校长，也是《刻骨铭心》中锦绣夫妇所在的学校领导。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连续的。其实我还有一点小私心，想让读者去看我之前的作品。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都很用力，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叶兆言说，在写作这件事上，他从来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即使到了现在，还是不太相信读者已真正接受了自己。
上世纪70年代末，叶兆言开始偷偷摸摸地学写小说，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写好”。他曾写过短篇《白马湖静静地流》，寄给北岛，想试试看能否在文学杂志《今天》上发表。北岛给他回了信，说小说写得不好，建议他可以尝试多写一些诗歌。
他没有听从这一忠告，仍断断续续地写小说，偶尔也有发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响。“大部分寄出去的小说，最后像放飞的鸽子一样，一只接一只地又飞了回来。”到了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发表，引起文坛轰动，人们这才知道了叶兆言。
《夜泊秦准》是叶兆言写作生涯上的转折点，“好像我面前有一堵墙，突然开了一扇窗户，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无限的风景”。这部作品讲述从清末到上世纪40年代，南京城里小户人家的悲喜传奇，士绅门第里的情欲角逐，将军阀旧妓、腐儒名士、贵妇名媛诸色人等写得活灵活现。“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蝴风月。”著名学者王德威曾如是评价。
那个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小说家、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时期，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先锋作家”的称号。
“我希望自己千万不要被某一种理论预设限定，尽量不要作为某一个流行派别中的一员。”回望80年代，叶兆言有诸多感慨——毕竟那里有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也并不留恋，“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
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写怀旧神话，在《古老话题》中讲犯罪故事，《没有玻璃的花房》则是成长小说。到了《刻骨铭心》，他选择在结构上另辟蹊径，写了一个与小说无关的“冗长”的开头，讲述了两个现代故事——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但都刻骨铭心。
“写作必须要冒险。”叶兆言说，他记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草地上扯一塊大白布，天一黑人们都聚集在幕前，盯着那块白布张望。他则常常跑到银幕之后，默默地研究倒影，“生活和写作也一样，总需要我们换个角度重新思考”。
就这样，他时刻保持着警觉和清醒，“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因为文坛是世故的，它把所有的成功写作者都纳入自己的范围。但写什么都被发表和承认，其实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
这段日子，叶兆言正在为非虚构作品《南京传》收尾。他从三国写起，写重大历史关头南京城里的人和故事。起初他拒绝写，因为想要回避南京。琢磨许久，他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便有了野心——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写中国的历史。
生于南京，长于南京，他并不喜欢将自己和南京绑在一起，但也在写作中认清了现实。“作家写作、从事文学活动，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南京就是我的土地。”
当时叶兆言刚买了一台电脑——此前他用的是四通打字机，每天拼命打字写作，“有时做梦也在写，所以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直到现在，他仍时刻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即便是接受采访，身边的电脑也是开着的。他自嘲是“一个热爱写作的老家伙”——每天像工人做工一样考勤打卡，天色刚亮就坐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写作或者冥想.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一直到写不下去才停”。
这一写作习惯是祖辈留下来的。每当忆及祖父叶圣陶，他的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80岁的祖父伏在案头，有时写信有时读书，一坐就是8个小时，天天如此。30多年过去，祖父的背影一直定格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让我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作家。你是要工作的。你的姿态就应该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给别人一个背影。”叶兆言说。就在这日日伏案写作的背影中，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小说便是《刻骨铭心》。
民国儿女们的爱与痛
《刻骨铭心》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这座城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城中的青年男女绍彭、丽君、希俨、秀兰等。在动乱中命运悲欢交织，有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有人从富贵跌落，在凄惨中结束生命。
“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四个字，好像找到了一根绳子，把头脑中零散的东西串起来。”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个故事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写。
叶兆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关于南京的书写，他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說，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次写《刻骨铭心》，他也将一些南京史实穿插在虚构的故事中间。
主人公绍彭一出场，便在秦淮河边的桃叶渡，拿着大蒲扇给国学大师章太炎扇风，后者正给一众年轻人讲典故。随后高云岭45号、雨花台、乌龙潭等南京真实地名一一出现，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也现身其中一章……“感觉不时被点到穴位。”同样生活在南京的作家鲁敏说，她觉得这是一部“最南京”的小说。
但在叶兆言本人看来，这些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技术活”，“就像空的房间挂上一幅画，只是点缀。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让他们走进去，看下去。小说不以历史、掌故取胜，最重要还是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它是否能打动人”。
写《刻骨铭心》时，他常常会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那是一个压抑的故事：年轻的曹七巧嫁给大户人家的残疾儿子，欲爱而不能爱。在财欲和情欲的压迫下，她变得扭曲、乖戾。丈夫死后，她为控制女儿。让她养成很多坏习惯，包括抽大烟。后来，女儿遇到心仪的男人，悄悄戒掉大烟，而当男人来求婚时，她说女儿“抽完大烟就下来”。
“为什么一个做母亲的人，要处心积虑地毁掉女儿的幸福？”叶兆言自问，顷刻间又给出答案：“这就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种无奈的痛。这种痛很揪心，让人忍不住要叹息，忍不住要呐喊。”以此为参照，他写民国时代南京儿女们的爱与痛。
小说后半段，丽君的第二任丈夫冯焕庭，曾是一手遮天的军阀。日军屠城，军队抵挡不过，他不得不躲在自家阁楼上。一日，眼看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女儿锦绣即将被日军侵害，他选择站出来，最终被日军杀害。之后，丽君和锦绣没了靠山，人生也一点点滑落——一个在穷困和疾病中死去，一个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剧作家。
写完后，叶兆言拿给女儿看，女儿边看边哭，“后来我告诉她。写这一段时我也是哭的”。
“文学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痛，而痛中间始终有善。事实上，有了善才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痛。痛的底子，加上善，才会更刻骨铭心。”叶兆言说。
俗与不俗，是写作的重要标准
每每提及叶兆言，难以回避的是他的家世。
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父亲被打为右派后，一度对文学充满了恐惧，于是从小就教育他：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只有一条，不要写小说。
“后来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我少时的阅读有关。”叶兆言说。
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这面由书砌成的墙，成了叶兆言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为了教他识字，父亲做了很多卡片，上面写上端端正正的方块字。父亲忙于工作时，他就拿着卡片，踮起脚站在书橱前，对着书脊找自己认识的字。9岁那年，因为“文革”，家中的书籍都被没收，“看着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将家中的藏书送往指定地点，一趟又一趟”。
3年后，收缴藏书的房间要腾出来给一对年轻人做婚房，那些书有幸被归还。叶兆言又开始了天天与书相伴的日子，“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譬如爱伦堡的《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等，都是那一时期读的，“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
因为父亲的教导，叶兆言从小就没想过当作家。他喜欢玩半导体无线电，后来还迷上照相机。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和他聊天，陪他和朋友见面，在他身边乱看书。“爷爷说《战争与和平》好，我就读《战争与和平》。他说巴尔扎克好，我就读巴尔扎克。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让我武装到了嘴皮子，可以到处卖弄。”
有一次，他看到爷爷的案头上堆着一摞厚厚的小说手稿《李自成》——当时很多作者将作品送过来，指望叶圣陶在语文上把把关，他拿起就读，“一口气读完后，爷爷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也说不出好坏，只知道故事挺好看”。8年后，由姚雪垠所著的《李自成》（第二部）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叶兆言深受堂兄三午的影响。“谈起文学的启蒙，三午对我的影响耍远大于父亲，更大于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诗人，和北岛、芒克、多多等都是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
有一阵子，叶兆言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会讲故事，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然后让他买烟，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
在三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读过、抄过他们的诗，甚至有过一个短暂的文学理想——成为一名像多多那样的诗人。他至今仍记得三午拿着多多的诗，大声地朗读，然后大喊一声：“好，这一句，真他妈的不俗！”
“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奇特的句式，惊世骇俗的字眼，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叶兆言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俗与不俗，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一直到现在。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便自学高等数学、微积分，准备考医学院。但因为眼睛受过伤，体检不合格，只能选文科。第二年，他收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没有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没办法，又耍弄文了。”
写什么都被发表，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
《刻骨铭心》的最后一章，名为“有点多余的匆匆结尾”。叶兆言在其中提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在这一作品中，他写到过一个叫李道始的人——戏剧学校副校长，也是《刻骨铭心》中锦绣夫妇所在的学校领导。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连续的。其实我还有一点小私心，想让读者去看我之前的作品。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都很用力，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叶兆言说，在写作这件事上，他从来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即使到了现在，还是不太相信读者已真正接受了自己。
上世纪70年代末，叶兆言开始偷偷摸摸地学写小说，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写好”。他曾写过短篇《白马湖静静地流》，寄给北岛，想试试看能否在文学杂志《今天》上发表。北岛给他回了信，说小说写得不好，建议他可以尝试多写一些诗歌。
他没有听从这一忠告，仍断断续续地写小说，偶尔也有发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响。“大部分寄出去的小说，最后像放飞的鸽子一样，一只接一只地又飞了回来。”到了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发表，引起文坛轰动，人们这才知道了叶兆言。
《夜泊秦准》是叶兆言写作生涯上的转折点，“好像我面前有一堵墙，突然开了一扇窗户，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无限的风景”。这部作品讲述从清末到上世纪40年代，南京城里小户人家的悲喜传奇，士绅门第里的情欲角逐，将军阀旧妓、腐儒名士、贵妇名媛诸色人等写得活灵活现。“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蝴风月。”著名学者王德威曾如是评价。
那个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小说家、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时期，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先锋作家”的称号。
“我希望自己千万不要被某一种理论预设限定，尽量不要作为某一个流行派别中的一员。”回望80年代，叶兆言有诸多感慨——毕竟那里有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也并不留恋，“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
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写怀旧神话，在《古老话题》中讲犯罪故事，《没有玻璃的花房》则是成长小说。到了《刻骨铭心》，他选择在结构上另辟蹊径，写了一个与小说无关的“冗长”的开头，讲述了两个现代故事——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但都刻骨铭心。
“写作必须要冒险。”叶兆言说，他记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草地上扯一塊大白布，天一黑人们都聚集在幕前，盯着那块白布张望。他则常常跑到银幕之后，默默地研究倒影，“生活和写作也一样，总需要我们换个角度重新思考”。
就这样，他时刻保持着警觉和清醒，“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因为文坛是世故的，它把所有的成功写作者都纳入自己的范围。但写什么都被发表和承认，其实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
这段日子，叶兆言正在为非虚构作品《南京传》收尾。他从三国写起，写重大历史关头南京城里的人和故事。起初他拒绝写，因为想要回避南京。琢磨许久，他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便有了野心——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写中国的历史。
生于南京，长于南京，他并不喜欢将自己和南京绑在一起，但也在写作中认清了现实。“作家写作、从事文学活动，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南京就是我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