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冷热之间

朱良简介：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获“2016年北京市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先进个人、2014年度九三学社中央信息工作贡献奖等。

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朱良时常“问诊”。

“主刀医生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要提醒。比如病人曾经得过脑梗，针对病人的特殊情况，提醒治疗时可能出危险的地方……”

不是医生的朱良，正谈论着类似医生治病的方法，令人好奇，主刀医生是谁？

“主刀的是党政部门。”

无论是以九三学社社员还是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朱良看来，更像是与主刀医生一起进行治病，只不过他们治疗的是关系到社会的肌体健康问题。

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问诊”社会问题时，朱良尤其强调，“我们不是病人家属，而是参与治病的医生。”

这样一种强调，令人更容易理解朱良在履职时所追求的职业精神和技术冷静，最类似于医生。

“不好说”与“总在说”

朱良对精神状态的选择与追求，似乎与个人的理工学科背景不可分割。体现在具体场景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沟通上不顺畅的印象。

朱良总在纠正别人或是自己上一句话语中的一些词句，分析它的不准确性，并且常常因此放缓语速，斟酌着用什么替代更为准确。

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轻易下判断性的结论，因而在表达时，“不好说”是朱良使用较为高频的一个词。

这样一种不断修正的个性，用于解释为何连续7年提同一个主题提案时，更让人理解这种修正，正是期冀无限接近正解的行为。

“我的提案中最系列化的就是电子车牌的提案，7件提案，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论述的系列化提案，不是一个提案提7次。”

虽然论述角度不一样，但核心建议是一致的———通过电子车牌这张车辆“二代身份证”，对车辆的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等进行精细化掌握，从而实现对路权这项堪比水电气等稀缺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

从2011年1月26日北京对机动车辆进行摇号限购开始，朱良就在思索达到交通管理目标的路径化问题。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朱良眼见着，首都的交通进入了简单管理渐渐难以释放更大管理效果的胶着阶段。

虽然明知道拥堵是因为“太多的人去同一个地方添堵”，但目前采用的摇号限购、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等管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对一辆车到底给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既不知道也管不了。

从2011年到2012年，朱良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反复思忖。从2012年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开始，他开始提交与电子车牌有关的提案，起初是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后来逐渐细化并针对交通政策做相应的调整。

7年当中，连续两年朱良都参加了北京市两会的政务咨询。第一年，他在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摊位”时，看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傅政华在接待代表询问、委员咨询。他猛地想到，电子车牌的很多事权在公安部，于是就在该“摊位”前停下了脚步，得到了“电子车牌早晚要用，北京会作为试点”的肯定答复。第二年，朱良再次拿着报纸去问，得到了“在继续推进”的答复。

两次问过跟此事有关的负责人，朱良的信心更加充足。此后，他对电子车牌政策和技术的建议，也不断提出。

当技术冷静“遇上”管理精细

朱良看到，在城市道路这个日渐稀缺的公共资源当中，开车方、自行车方、公交方、管理方、停车方都是这个公共资源竞争的各方，利益争夺是客观且必然的，并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作为不同的角色时，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朱良在设计方案时，“尽量不从感情角度呼吁政府做什么事，而通过冷静设计做法，相对公平地考虑分配道路公共资源。”

在过去，由于缺乏技术手段支撑，难以实现对道路交通的精细化管理，只能采取养路费、车船使用税这样的包年收费政策。

“相当于过去有些地方没有水表，用户每月交一笔固定的钱，水就可以随便用。”后来，“每户都安装了水表，就有条件实行阶梯水价，抑制过量用水。”

借鉴水电气阶梯价格的思路，朱良也设计了一套执行方案：“对于不同时间段、不同拥堵程度的路段，规定不同的拥堵调节系数。例如对进入严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1.5，行驶1km相当于1.5km的当量里程；对进入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0.5，行驶1km相当于0.5km的当量里程；对于进入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为0，相当于没有‘添堵’。每条路段在每个时间段的拥堵系数，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交通指数等数据合理确定，定期公布。”

在2015年的提案中，朱良写道，“通过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能计算出这辆车的尾气排污总量。应当把机动车排污总量额度合理分配给每一辆车，即每月给每辆车一定的行驶里程额度，有了里程额度，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在何时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强迫车主在哪天不开车……”

面对着稍显困惑的表情，朱良的反应显然早有准备，他加了一句解释，“听起来比较琐碎吧，但管理要做到专业化，就是要这样。”

2017年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该标准将从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汽车电子车牌终于要进入实用阶段。

朱良也关注到了这个进展，他说“非常好”，还打算继续关注电子车牌实施以后怎么调整现行政策。

比起现象，理工式思维更关注现象出现的具体步骤、程序。但比起许多人的心里清楚、嘴上不讲，朱良不仅一直在说，还将自己思路形成的每个逻辑点跟更多的人分享。

“隐私问题怎么办？”

“这是个伪命题！”做过大量功课的朱良分析，“法律规定，机动车悬挂号牌以便让人随时识别，这就表明车辆的瞬间位置不属于隐私。”

而谈到车辆的长期行驶轨迹和实时位置数据等真正隐私信息时，朱良又举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银行账户的信息都在银行数据库里。既然银行能保密，车辆轨迹数据就不能保密？！”

“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

“我从一个基层的社务干部直接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是当时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里唯一一个来自中央企业的。”在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朱良事后思考，自己“可能沾了点单位的光”。

而11年前的那次经历，也许可视为促动朱良不断努力履职的成因之一。

2007年底，北京市政协十一届政协委员正在公示阶段。朱良恰好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开会。在碰到相熟的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领导时，领导专门让他去看了那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公示名单。

在看过了其他来自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的情况，“好多是博导，不少在政府任职，基本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二级组织（各个行政区、各重点大学）的主委……”

九三学社在北京市是三级半的结构，分为市委—二级组织（区委、区工委、重点单位的委员会）—基层委员会（部分没有）—支社。

“都是身份很高”的印象，对其时还是九三学社一个支社副主委的朱良有点冲击，因为“在身份上有差距”，就有了后来朱良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议上，立下了“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的“军令状”。

朱良的履职能力在进入政协前就有显露。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一出来，九三学社社员朱良写了几篇信息，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某位副总理的批示，“这样级别的批示，当时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里不是很多，现在已经不少了。”

因为此，朱良进入市政协，的确是干活去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还对朱良有一定印象，“他参加的活动比较多。”朱良自己也承认，“在北京市政协开了11年的全会，日程上要求委员必须参加的所有活动我全部都参加了。”

各项活动参与得比较“杂”，朱良的提案关注面也就体现出广的特点。

“面广，会不会提得不够深，力不从心？”

朱良自己首先会做选择，提一件提案他会筛选懂不懂，如果有些地方他不懂，有问题他没吃透，这件提案，他就不会提交。

朱良对九三学社一些集中社员智慧、通过代表委员的渠道进行反映的好做法觉得很“赞”：每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给四五十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发一个社员建议汇编，里面有通过社员信息收集到的100多个建议。“每年被代表、委员选用的有几十个建议。我们有责任把社员的意见通过平台反映出来。”除了自己做调研，朱良也会从组织给提供的履职实践中汲取能量。

如果以半天作为一个单元，朱良大致计算过，自己参加党派、政协的各种履职活动每年达上百次。11年的政协履职经历中，仅提案他就提交了50多件。

“并不是说我的建议有多好，要不是这样重要的履能平台，我的很多建议也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朱良的措辞总是格外谦虚。

朱良经常参加北京市政协的情况通报会，因此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威信息。“提案才会建立在一个正确、完整的信息数据基础上。”就像朱良所说，“方案可以自己设计，数据不可能自己设计。”

采访当中，朱良也总在强调自己和“知名”政协委员之间的差距。他反复说，“我所有值得讲述的故事都离不开九三学社和政协组织这个平台。”

从“不喜欢政治课”到深度参与民主政治

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真正介入政治生活，是在朱良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之后。他对2000年12月29日加入当天的事情记得异常清晰，“我是20世纪最后一批加入九三学社的社员之一。”

伴着21世纪的新开始，朱良在经过九三学社的新社员培训之后，算是“入了门”。

朱良是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起草小组不到10个人，主要是对工作小组起草的决议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朱良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体现在决议里。“十二届我也在起草小组里。”

而介入到政治性话题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的经历。当时，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前先召开了一次“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时任的北京市委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共有15名来自基层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言，朱良也在其列。“我参加了，还对市党代会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从不喜欢政治课，转变为深入参与到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甚至于，朱良还做了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包括从写提案到撰写理论性文章，他还是北京市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的理事。

朱良用了一个够高度的说法，“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的转变，跟改革开放40年国家政治生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北京化工研究院的党委宣传部长梁晓芸“怕”跟朱良聊天，“他了解的面挺宽的，谈到一些内容时有点跟不上。”事实上，处在研究院相对单一的工作环境中，朱良的眼界并未被限制住。随着政协履职范围的不断拓宽，他的眼界也在开阔，比起着眼于当下，更多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去看待很多事情。而追本溯源的做事个性，也是他履职的好“帮手”。

北京也有一个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公共场所，就在每天熙熙攘攘的北京动物园内。

1912年1月，革命党人组成的暗杀团体为刺杀袁世凯制造了东华门事件，当场炸死袁世凯卫队长10余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被捕杀害。另一革命党人彭家珍在刺杀阻挠清帝退位的顽固分子良弼时牺牲。1912年8月29日，孙中山专门赴农事试验场（现在的动物园）为反对清帝复辟制度而献身的四烈士送葬。

朱良在上世纪90年代逛动物园时偶然知道了这个事件的渊源。

2016年动物园在例行改造时发现了四烈士墓的塔基遗址。2017年，朱良通过提案，提出将此墓列入文物的建议。同时，他还通过九三学社的渠道，通过西城区政协委员在区里提出建议，后来动物园的四烈士墓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

说起这项成果，“作为政协委员，我习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朱良想的是，总得做一些事，等到将来，能够在后人那里留下印迹。

做事留痕，算是朱良做事的另一个特点。10年里，从卡片机到旅游级别的单反再到准专业单反，朱良的摄影装备升级了三次。从摄影角度，朱良自认是个“外行”。然而，“并不懂摄影”的朱良曾为500多位委员拍过参加政协活动的照片。

“一方面是为党派、政协工作留下些记录性的资料。”另外，细致的朱良想着，照片能够为政协大家庭里委员之间的交流留下影像，“给委员们留下一份美好回忆。”从这点来看，追求技术冷静的朱良内心，不乏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