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地域、身份、职业对人的约束还无法打破,连玉明在成为智库人之前,恐怕无法体验到教师、编辑、律师、公司总裁多种身份带来的成长,个体的自由流动更是难以实现。
◆连玉明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贵阳市委、市政府首席战略顾问。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从而促使事物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在人的身上,这样的矛盾关系也时常存在。
一面是视野上的开放创新,15年间跑遍中外400多个城市,着眼战略,拥抱现代化;另一面是口味上的固执保守,阅遍美味,独独留恋记忆深处、出自母亲之手的茶饭滋味。
山西人外向创新与内敛自守的思维模式,在走南闯北、满口山西襄垣口音的连玉明身上,矛盾般地并存并现。
同样,矛盾无处不在。身处社会“江湖”之远的新型智库,为居“庙堂”之高的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进行服务,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寻求建立一种新的信息连接渠道,客观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外脑”推动力,正是连玉明这样的新型智库人的现实处境和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已行进整40年,党和政府在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时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新型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从政治环境和社会需求来说,这是中国新型智库的黄金时代。从连玉明的发展机遇来看,这同样是中国新型智库人的黄金时代。以体制外的社会身份成为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以无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加入全国政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力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接纳胸怀和开放胸襟。
以建议影响决策的人
处于2018年这条时间轴正中央的7月,刚履新全国政协委员4个月的连玉明,“至少有两个月时间‘贡献’给了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开局伊始,不少专门委员会就盯上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三个调研已经花掉并即将花掉他一个多月的时间,新委员培训和参加全会用去了20天。“得亏我们单位就是干这个的。”连玉明所在的单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是一个新型智库,成立于2001年,在当时还没有智库的概念,注册性质是民办非营利性社科研究机构。
“我们这个智库最重要的是研究区域发展和政府决策,不仅超前、超脱地服务党和政府,还和政协一样,不求说了算,但求说得对”。在发现智库的性质定位和作用发挥与政协有着强吻合度和高相似性后,连玉明有意识地把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政协的履职方向并轨,以借助政协平台做一些更深的研究。
这做派显然不像一个新手。此前,连玉明已有3年朝阳区政协委员和10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履职经历,经验丰富。“在北京市政协时,我每年有10多件提案,先后提交了100多件提案。其中,连续9年获得年度优秀提案,还获得两届提案突出贡献奖。今年刚到十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也有10件提案。”连玉明的惯例做法是,今年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明年的提案。他认为,“提案是一种再研究,是委员表达诉求、履职尽责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客观来看,运用1年时间打造的提案,建议分量也会因为经过时间检验而更具影响。
外柔内刚,在连玉明身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交谈时专注倾听,经常辅以点头称是的肢体、语言双赞同,让连玉明展现出他高合作型的柔性特点。仅从外在,几乎看不到法律专业正规学习训练带来的刚性痕迹。“但转了一圈,我发现最厉害的还是法律。”
从人的意义上看,法律是人人应该懂得的。“法理背后是道理,道理背后是天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连玉明解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取两高报告时鼓掌20多次的报道在网上广泛转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不全是法律专家,但通过掌声焕发内心良知,表达共同期盼,评判执法优劣,是最好的方式。
“看问题用正面的视角,想问题用正向的思维,解决问题用正能量的结论。”这是前不久连玉明回山西大学母校时,对即将毕业的法学院同学的期望。同时,这也是智库人、政协委员连玉明的思维模式。
智库提供的是思想层面的服务,但思想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思想要有成果载体,连玉明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智库人拿成果说话,靠作风吃饭。”
前不久跟随全国政协去甘肃调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连玉明想到一个问题———城市遗产是怎么样被破坏的。目前他正在写一篇名为《城市遗产破坏论》的文章,总结了11种城市遗产被破坏的方式。这样的成果,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份拿来就能直接使用的负面清单。“写文章往往不是文字的问题,更多是对站位的检视,和对思想的检验。”
同理,在连玉明眼中,履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经历人生的政治洗礼。任何一次调查研究,任何一次建言献策,都是把自己推向理论自信的新高度,提升自己政治自觉的新境界。
剪刀+浆糊的信息“打猎”
调查和研究在社会工作者眼里是一对好兄弟,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发展和深化。调查是通过调查了解事物真实情况,研究是通过思维加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现在很多工作不是缺少调查,而是缺少研究。”连玉明说的,也是社会智库和政协工作普遍存在的状况。
1994年刚创办《领导决策信息》时,连玉明没想过这本杂志能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期。一份指导思想、栏目设计、办刊风格、读者对象20年没有变过的杂志,靠的是提供独特的信息服务,这被连玉明认为是中国新型智库服务的前身。“有点类似于参考消息,杂志采用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公开出版物,用的是剪刀和浆糊。”通过思维加工,站在决策角度捕捉国内外形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确立以市场经济为中心,但在决策方面,大家并不太清楚市场经济应该怎么搞。
一份容纳着研究者对未来经济有依据的科学判断的周刊,就这样摆在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案头。据连玉明介绍,每周一期、一年定价1000元的《领导决策信息》,现在的服务对象已超过18000多人。
未必非得走过那么多攻坚克难的过程才会通向成功,“很多的成功就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上。”对这份杂志来说,顺应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需求,就是它的最大成功所在。
在创办杂志过程中,连玉明练就了如何发现信息、捕捉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他坦言:“站在决策者角度捕捉国内外信息继而作出形势判断,这个思维的形成很关键。最大程度锻炼了我的政治站位。”值得一提的是,《领导决策信息》是在山西创刊,2年后搬到北京。连玉明在跟全国政协去北京通州一个村调研养老时,不怎么讲大道理的村支书却以树为比喻,说出了一番富含哲理的话:“果实是孩子,树干是中年,树根是老人。”这让连玉明反观自身,得出“山西是我的根,北京是我的树干,贵阳是我的果实”的轨迹定论。
采访中,连玉明的手边有一本笔记本。扉页上有着“72号”的编号。他解释,“这是我从2003年用到现在的第72本笔记本,所有的思考内容都记录在里面。”
在说话时,连玉明的右手食指经常无意识地写着字。这个习惯在很多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者身上也有体现。智库人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思想,“在山西大学法律系的学习,成功养成了我的思维范式。”大学毕业后的连玉明还曾以专栏作者身份,在《法制文摘》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前沿观点的文章。观点多了,成果就逐渐丰硕,这些年,连玉明撰写、主编的图书达300多本。
而从连玉明个人来说,依靠科学判断换取物质回报的能力,在读大学时就曾有显露。当时大学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人们的娱乐方式很单调,听广播基本是唯一乐趣。“当时我们最喜欢听的是《每日一歌》,我发现了这可能是一个商机,于是就把省广播电视台编辑的《每日一歌》向同学们出售,没想到一经发售便受到广大同学们的热捧,甚至供不应求。”到1987年毕业的时候,连玉明的存款便已经达到了8700块。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问及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纸媒多数被唱衰的大背景下,做杂志有没有危机感时,连玉明不急于回答,却发出了“服务多少人合适?是多好还是少好?”的连续反问。在他的观念里,能够服务一个固定、长期、高端的客户,精准化提供服务,就是长盛不衰的秘诀。
与城市共成长
“我研究城市15年,跑了400多个城市,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北京,北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朝阳。”喜欢的根源是感恩。朝阳在连玉明眼里,是一块充满朝气和阳光的土地。
“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个带着浓厚乡土气息和典型外来人口特征的普通人,能够被接纳,得到朝阳区几任领导和干部群众的认同和尊重,和政协是分不开的。”2003年3月14日,连玉明特别清晰地说出了这个日子,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朝阳的纪念日,是参加朝阳区委和区政协共同举办的“建设学习型城区研讨会”。那次会上,连玉明就对学习型城区的研究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时任区委副书记韩子荣找他谈合作。3月26日晚,区委联系邀请他第二天作为学习型城区百人大讲堂的第一讲,为朝阳区全区党政干部380多人做专题报告,这一讲,又是3个多小时。会后,连玉明作为专家组组长,跑遍了朝阳区43个街乡、280多个社区、165个村。“最多的社区,去了60多次。”
“智库就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性问题,一个是政策性问题。”连玉明为自己的智库组织总结了五个特点:非政府、非企业、非营利、非学术、非专业。特点背后,就是智库的独立性,尽管智库的服务对象是党和政府,但服务的方式是超前、超脱地研究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服务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从2001年创办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开始,以“发现城市价值”为导向的发展目标就已经确立,不过着眼的并不是城市规划,而是城市战略。
1992年时,改革的浪潮已经从农村到企业继而推进到城市,几个前沿的滨海城市已经开始城市改革了。但直到2000年,城市化率达到36%,但城市研究还是空白地带。在这一时期,连玉明带领的团队的城市研究更集中在理论层面。先后主持“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推出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提出“城市价值链理论”。2003年,连玉明的智库找到了自己的稳定发展路径,从理论到实践,在朝阳区落地。“信任依赖带来路径依赖。”今年,连玉明的研究院服务朝阳区委、区政府已经有15年。
在研究城市发展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个最大的机遇——北京奥运会。“从2001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到2008年举办前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对特大城市做了研究。”作为中国城市竞争力和世界城市竞争力研究与评价的专业机构,连玉明们作为朝阳区奥运环境建设总规划师,全面编制奥运景观大道和奥运中心区环境规划。这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了奥运会残奥会公共卫生风险的研究。研究报告一出,获得奥组委、卫生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为此,他被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公共卫生工作顾问。“这是北京市政协的课题,这个课题集合了政协和智库的智慧。”连玉明的智库方法告诉人们:潜移默化地影响,参与实践,对决策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应当是智库与政府进行长期合作的一种健康范式。
从山西农村走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连玉明已经实现了来北京创办研究院时,请名家写的一幅亮明心迹的字:“读好书,交高人,见世面。”
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地域、身份、职业对人的约束还无法打破,连玉明在成为智库人之前,恐怕无法体验到教师、编辑、律师、公司总裁多种身份带来的成长,个体的自由流动更是难以实现。尤其对他来说,“人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紧密相连”是一种最真实的成长体验。
在风口
贵阳和雄安新区,这两个热点城市,也是连玉明除了北京以外,停留最多的两个地方。一南一北,分别代表着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和毗邻首都的具有“全国典型意义”的新区,正是连玉明带领的智库的最新研究对象。
官方智库由于体制特征,还存在一些框框。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间智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尤其201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做出了明确要求,这令社会智库人更有了“依靠”。
2013年3月,连玉明挂职贵阳市长助理。接下来的100天里,连玉明说自己把贵阳跑完了。
细心的人会发现,曾经在关于贵阳的描述中,不难看到这样的文字,“贵阳,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不沿海、不沿边,属于欠发达地区。”
从2013年开始,这些描述悄然改变,“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等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连玉明看来,“中国数谷”的称呼背后,是贵阳抢占了大数据发展的三个制高点,即以块数据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制高点、以地方立法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制高点和以应用场景为支撑的实践创新制高点。“这三个制高点是中国数谷的未来走向。”
要让大数据更好地服务改善民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理解“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一种技术、一种产业,更是一个时代”,要打破各种信息壁垒,促进跨领域、跨平台、跨部门数据的“汇聚、共享、开放”,把一个个“点数据”“条数据”聚合重构形成“块数据”,使治理能力从碎片化转型到融合化,创新应用场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大数据“聚通用”的价值。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连玉明作出这样的预测:“改革开放40年,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推进政府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
今年连玉明参加全国两会带来的10件提案中,有一半与大数据有关,“打造数字政府”“加快数据安全立法”“建立和完善大数据监察和技术反腐体系”“运用大数据助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数字丝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建议,多源自于连玉明在贵阳挂职三年半来的实践体会。
“智库是学术共识形成社会共识继而形成决策共识。”智库的工作特点,很难将决策成果与智库成果简单地划一个等号。从北京到贵阳,连玉明办公室墙上挂的字也换过多次,每一次更换,都是心境的转化和观念的升级。似乎巧合的是,“为学大病在好名”,是连玉明最喜欢的王阳明名言,如今挂在他的办公室墙上。
站位超然的优势,也反映在连玉明提交的《关于依托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探索建设中国(雄安)自由贸易港的建议》的提案建议中———中国(雄安)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模式,打破行政区划的体制障碍和利益藩篱,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探索更加有效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输出,还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提供给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以实现其政策影响力。在连玉明这里被总结为:政协靠的是政治影响力,智库靠的是社会影响力。
从这点来说,影响决策者的人,犹如站在风口上。但连玉明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还憨厚地自嘲,“没本事”正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对此他还有一套自创的“歪理”:“没本事的人也有成功的优势,一是珍惜机会,不会拒绝,只会实干,实干又会赢来更多机会。二是依赖性强,依赖与人合作,带来团结和凝聚力。三是不张扬,因为没本事所以只能埋头苦干,低头实干,事情正是从苦干实干出来的……”这套理论初听令人忍不住大笑,笑完后再一琢磨,好像也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