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惠和绿色为目标推进技术创新

编者按：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史都表明，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变化中坚持创新驱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国内，通过激励创新来激发先进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通过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手段来鼓励创新。在国际上，创新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正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创新时代，只有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真正推进转型发展，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总之，一方面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形成激励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良好国内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紧跟世界创新活动的前沿。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理论研究的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史验证过的逻辑。从经济思想史来看，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观点。他反对自瓦尔拉斯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崇尚的静态均衡思想，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由技术创新起着决定作用的动态均衡过程。在他看来，技术创新遵循如下的发展模式：如果均衡的经济结构之外存在一个与科学新发展相关的“基本发明流”，这些发明的未来潜能被企业家意识到并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进行市场开发，一旦获得成功，经济结构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创新的超额利润将会成为经济格局调整的根本动力，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丹尼森等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哪个国家率先进行、积极参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积极推广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迅速运用、转化到经济活动中去，其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国际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1700年，荷兰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英国人均GDP仅为荷兰的59%。从1780年开始，英国经济开始起飞，起飞的契机是纺织技术革命。这期间，英国人均GDP增速是此前的52倍。英国崛起的重要启示是：落后国家如果超前把握未来技术创新方向，就可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领先国家则可能因为所谓的“路径依赖”而落后。路径依赖，是指由于规模经济、投资不可逆性和技术相互关联性，导致组织内部形成了一种正反馈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技术一经选择可能产生一种“锁定”效应，使得经济上低效的技术继续处于显性地位，而突破性技术难以被及时采用。1780—1830年英国崛起之时，荷兰正是因为路径依赖，依旧专注于航海事业，未能把握住纺织技术革命的机遇而被超越的。

1830—1880年，美国通过发展钢铁产业实现经济崛起，1880—1930年，电力石化产业的发展使美国经济进一步强大。1820年美国人均GDP仅为372美元，到1870年，美国人均GDP翻了一倍多，到1913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崛起的重要启示是：技术引进和专利保护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对技术创新转化成经济利润、对国家经济强盛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钢铁、电力、石油、化工技术革新中的很多技术都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美国的企业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商业利润，将这些新技术引入了大工业生产，最终实现了经济崛起。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保护国内的汽车产业，向进口汽车征收40%的高额关税，并严格限制用于进口车辆的外汇配额，从而帮助日本汽车行业获得了国内市场。1955年，日本通产省公布了《国民汽车计划》，要求各汽车厂家都来投标优秀车型，政府给予资助，这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凭借汽车国内销售和出口量的双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奇迹。到1980年，日本汽车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日本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增长。日本崛起的重要启示是：政府行为，特别是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十几年后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微处理机的发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PC机的发明等促进了数据处理自动化在生产组织内的综合运用，也促进了全球供应链、企业全球研发系统的形成，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仅注重产出的西方传统创新理念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000—1800年被称为世界经济跌入“马尔萨斯陷阱”的800年：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土地规模的约束，以及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不能支撑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界经济被困在一个低产出低收入水平状态。但此后的技术革命以惊人的力量使人类摆脱自然约束，实现了产出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迎来了自1800年至今的比较稳定的增长。不过，西方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产业革命，也带来了两个严重问题：

第一，技术创新活动缺乏人类关怀和代际正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至上、以利润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主导下，创新活动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囿于专业领域，只关注对眼前问题的解决，很难考虑更为长远的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比如，农药的研发人员最初只关注农药如何杀死农田杂草害虫，很难关注是否会通过食物链间接危害其他生物，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最终伤害到人类自己。事实上，化工、核能、新材料等领域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某一领域、短时期内最优化的决策与创造发明，很可能在长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极大的破坏。

第二，技术创新惠及群体有限，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自第一次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世界只有大约15亿人口迈进工业化社会，每个50年内新迈进工业化社会的人口不超过3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贫困人口减少得极为有限，1987—1998年，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仅从28.3%下降到了23.5%，而且这些下降不是来自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减少，而是因为平均消费水平的增幅较小。他在《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250年来，世界反而开启了当今的全球不平等进程：财富的不平等以及健康的不平等。技术最先进的美国，收入增长的成果仅由百分之十的人群享用，30万最富裕人群的收入与处于底端的1.5亿美国人一样多，成为极不平等的国家。

积极探索普惠、绿色的技术创新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创新崛起的过程中，损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这也导致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生态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摆脱传统的、自我破坏的发展模式，转向构建普惠、绿色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在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不仅是使命所在，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强调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发展。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更具人文关怀和代际正义、能够惠及更广大群体并减少贫富不均的技术创新模式。

第一，整合全球研究开发力量，关注以“尊崇自然、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技术研发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未来符合需求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一定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世界各国应着眼于未来，把技术创新变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

第二，要在金融制度、企业制度上进行重大创新，防止技术创新的成果只被少数人享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模式是：在本国建立起高效率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虹吸世界自然资源的高额租金，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这种金融制度、企业制度建立在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之上，不仅会带来斯密所担忧的人类美德的败坏，还会消耗掉世界有限的自然资源，世界的财富分配也会越来越不公平。因此，必须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在鼓励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中构建起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金融体系、企业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这种新的体系从人类利益最大化出发，在经济参与者中分配创新利益，并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对创新过程的贡献，如何影响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方向。其特点是：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着眼于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

第三，重视高校等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比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这些技术具有强大的要素黏合力以及资源整合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并在未来导致生产系统、经济结构乃至经济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基于这些技术，传统工业系统会逐步瓦解，新的工业形态及经济形态将得以产生。

（作者：张苏，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